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第4/9页）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四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二十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宫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11﹞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辞,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12﹞跟着就是谣言蜂起。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宫闱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有人说,在宫中发现了木刻的偶像。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发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个大学士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辞。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诅咒。皇帝十分惊奇,叫人把木牌取来过目,看过之后随即斥责宦官胡说八道,无事生非。﹝13﹞

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14﹞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15﹞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日不仅口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在四个多世纪以后定陵的发掘中才得到澄清,因为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她和万历相遇的那一年刚刚16岁,万历则是18岁。

木板印刷的发达不仅使这些书籍大为流行,而且还使一些不署名的传单和署假名的小册子不断出现。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紧张气氛,使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这个继承大统的漩涡里。有一张传单,即所谓“妖书”,竟公然声称太子不久就要被废,福王将奉召回京正位东宫,并且指出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及其全部计划。﹝16﹞皇帝命令东厂锦衣卫严密侦缉妖书的作者,致使整个京城为之震动,不仅名列书中的人惊恐万状,其他无关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洵的争执,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创建之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17﹞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