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第3/6页）

汲取嘉庆年间平灭“白莲教”的经验，咸丰二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人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唯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这些人不仅奸懒馋滑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更严重的甚至抗粮拒税，成为大“不和谐”因素。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天地会不必讲，什么大乘会、捆柴会、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名目奇异，千奇百怪，皆为邪教歪门，往往勾结成乱。自太平天国乱起，湖南各地如鼎沸一般，有数万数十万人应声而起，或乘间劫掠，或结众杀人，无法无天。在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和本分农民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来保乡卫民。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那些老实巴交的忠勇之人，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老实农民子弟，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皆不收用。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国藩懂得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是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曾国藩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越来越势大，至最后灭亡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六十万。在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90%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林翼语）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虚衔顶戴……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錱、王勋兄弟，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程学启也明白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支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第三，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毛润之先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则脱胎于他的湖南老前辈曾国藩。而在王錱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