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女

吴昌硕70岁时曾纳一妾，不出两年，妾便跟别人跑了，在与友人闲聊时，吴笑语：“吾情深，她一往。”

王赓和陆小曼结婚时，女傧相有九人，徐志摩是男傧相之一。后来王陆离婚，陆小曼改嫁徐志摩，两人结婚时，王赓又成了男傧相。

毛彦文33岁时，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后来成为慈善家的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已66岁。婚礼上悬挂的贺联，多涉及两人的年龄差。毛的一个同学与熊希龄是世交，平素称熊为“世伯”，他送的贺联是：“旧同学成新伯母，老世伯作大姐夫。”报人崔通约的贺联是：“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学者沈尹默的对联是：“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三年后，熊希龄突发脑溢血去世，毛彦文此后终其一生，一直未再嫁。

1926年，燕京大学从北京城里迁至西郊海淀，与清华相距不远。清华学生有时去燕京大学玩，能看见女生宿舍前贴着男生写的红绿纸条：“我们不欢迎清华学生”，“反对清华学生到处乱窜”。

1923年8月17日，谢冰心和一群年轻人从上海乘船启程赴美留学。此前谢在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学来信请谢上船后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以便互相有个照应。谢上船的第二天，便让同学许地山去找，结果找来的并非吴卓而是吴文藻。后来问起姓名才知道找错了人。这一错，却成就了一桩脍炙人口的经典姻缘。

冰心和吴文藻结婚后，吴文藻把一张冰心的照片摆在书桌上。冰心问：“你真的是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吴笑道：“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某日趁吴去上课，冰心把相框里的自己换上阮玲玉，过了几天，吴文藻也没反应。后来还是冰心提醒吴文藻：“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

艺术史家滕固是地主家长大的少爷，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此期间，他看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守寡不久，独自行医，婆家娘家都是名门大户。女医生家里雇着一个乡下丫头，兼做家务和护士，丑且胖，后来被滕固拿下当了红娘，从中穿针引线，促成两人的情事，眼看要办喜事的当口，被女医生的婆家得悉，又请律师又登报，横加干涉，一时“家丑”外扬。女医生迫于压力，只得知难而退。滕固为此大病一场，也正是这场病，成就了他的一世姻缘。女医生家的丫头一直服侍孤独而患病的滕固，像个贴身的侍婢，在她的悉心调理下，滕固的身体日渐恢复，两人遂产生了爱情，这与蒋百里的经历有些相仿。后来，便有了滕固娶乡下丫头的骇俗之举。滕固的结婚仪式据说贺客寥寥，就连证婚人章太炎也没亲自到场。

清末，南京人陶保骏被两江总督端方委以军务要职，任内贪污了巨额军饷。武昌起义后，陶挟十数万贪款到上海，将钱物寄存在名妓沈秋水处，成了沈的恩客。后陶保骏被沪军都督陈英士设计枪决。陶死后，史量才来找沈秋水。沈担心钱物被当局侦知，正不知所措，便将实情端出，让史量才给拿主意。史听后作若有所思状。沈秋水急了，连连逼问，史量才才正色相对，说了这样一番话：“此事处置不当，确有倾家之祸。现在我为怜惜你起见，也顾不得一切，我来担当风险。以我在上海政、商、学界的地位，可以说得到，做得到。当局既未来查包裹，你尽可放心。我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就是。”沈秋水听后不免感激涕零，史量才遂人财两得——沈秋水后来成了史量才夫人；而那笔陶保骏贪污的巨款，则成了史量才日后盘下《申报》的财源。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潘复，是个见色就搂不住的人。民国初年，潘在财政部当司长。有一次他从天津回北京，在火车过道上遇见一体态妖冶的女郎，便上前吊膀子。该女自称叫张静娟，潘约她次日到东兴楼吃饭。第二天晚上，张果然姗姗而来，饭后张邀潘到家里小坐，潘去后才发现，此女是班子里的红妓。自此两情缱绻，终至互订婚嫁，张成了潘的大姨太太。后来潘又不择手段接二连三地纳妾，十多年后，凑成金钗半打。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皇宫。不出几年，冯手下的多位将领却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成了端郡王载漪的孙女婿。

载漪之孙毓运曾忆及，上世纪20年代末，他的几个妹妹都在兰州女一中读书。一次，他六妹和同学黄宝贞（女一中校花）去兰州最大的绸缎店明义号买料子，碰巧遇见也来逛商店的七、八、九妹。黄宝贞当即热情邀请她们去家里作客。黄当时已婚，丈夫张允荣是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几个女孩拗不过黄宝贞的盛情，便跟着她一起去了。

黄宝贞的家安在省财政厅后院。她们路过客厅时，恰巧张允荣也在接待客人，当中有西北军高级将领门致中、孙连仲、冯安邦等。这三人当时还是光棍，见一群穿着很讲究的旗袍的女学生穿堂而过，不免一时分神，动了杂念。事后便屡托黄宝贞打探底细，再请媒人去提亲。后来，毓运的九妹和门致中、八妹和孙连仲、四妹和冯安邦、十妹和鲁崇义等在兰州订婚，这是1930年的事情。再后来，门致中调任宁夏省主席，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

完婚以后，门致中、孙连仲等有一次和毓运闲聊时谈起，与端王家结亲，是一种巧遇的“天作之媒”。

奉系军阀汤玉麟曾在张作霖手下当军长，后任热河省主席。此人嗜色成性，妻妾成群。平泉县警察局长单某投其所好，在平津搜罗多名手段出众的交际花做姨太太，然后送到汤府应酬，陪酒陪睡。汤的两个儿子知道后，也给单打电话或直接派车去接，将单的姨太太请来自家陪着抽烟喝酒打牌睡觉，一玩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后来汤的孙子也知道了，单的这几个姨太太又去伺候汤家的孙少爷。如此祖孙三代争着和几个美人欢聚，却不闻醋海风波。这在当年，是一桩热河全省尽人皆知的风流闹剧。

抗战期间，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天深夜，他在皖南一个小镇的饭铺和伙计攀谈，伙计说镇上没旅馆，楼上有一个房间，只能和别人搭铺，曹也只能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说：“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人，带着一位16岁少女……我走得很疲乏，吃了晚饭便睡了。哪知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糊里糊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伙计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晚年，曹聚仁在回忆之余总结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