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偏执症患者：海瑞（第3/12页）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其中，就包括这低薪制。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海瑞看来，是天经地义。如果全世界都默认常例存在，那只能说明全世界都错了。错了就要改过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没上任之前，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笔架先生”的名声传播到了全县，大家对这位新县令的怪脾气有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这简直是疯狂，是政治自杀，是天方夜谭！人们估计，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说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

　　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愣头青的笑话：看他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养活家口，拿什么招待过往官吏，拿什么孝敬上司？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怎么收场？

　　“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扛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入仕之后，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

　　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线头。每天烧饭用柴，都是老仆到山上打来的。有一天，海瑞发现老仆打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仆叫来讯问。老仆不敢隐瞒，只好交代说是街上有人巴结他，替他打好了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给了他五十个铜钱作了柴价，回头关上院门把老仆打了一顿。

　　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

　　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银子地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招待住宿都是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危途，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

　　“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我昨个儿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到海县令的生意！”全会场哄堂大笑。

　　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

是谁造就了“海怪物”

　　把海瑞变成“海怪物”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崇拜的太祖朱元璋。

　　明朝初年，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居官简朴，为人老实，人称“老实罗”。一天，朱元璋忽然动了念头，要调查“老实罗”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到罗家私访。罗家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房子，“老实罗”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来，着了慌，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wù）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老大过意不去，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烂房子！”即刻赏给了城里的一所大邸宅。（吴晗《朱元璋传》）其实，使“好秀才”不得不住这样烂房子的人正是朱元璋自己。开国初年，正是他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

　　之所以规定低薪制，一是因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二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该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明朝的著名清官轩（ní）“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在清官的传记上，这种窘状比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贪污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朝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转化人。

　　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无济于事。历朝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登峰造极。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用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