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家国天下，乃是一个认同的问题，而且是中国人独特的认同方式。

所谓认同（identity），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指出的，它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认同由自我界定，是自我的想象建构，同时也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认同同时也是同一性的要求，通过自我的认同和他人的承认，形成同一的自我、同一的文化、同一的制度、同一的民族或同一的国家。

认同的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伴随着轴心文明的兴起而发生，但在古代社会长期而缓慢的历史过程之中，它并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传统的血缘、地缘、社群、道德与宗教共同体为人们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认同对象。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当传统的家族、地域、道德和宗教共同体一一瓦解，而维系心灵秩序的精神世界出现解体的时候，伴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的认同问题便成为一个时代性的突出问题。人们普遍地陷入精神和文化的迷茫，重新思考：我是谁？个人的自主性根源何在？为什么传统的家国天下共同体解体之后，现代的民族国家成为个人无法回避的新的共同体认同？在这个新的共同体之中，维系社会基本关系的道德认同又是什么？人们的心灵秩序是否要依赖某种超越的宗教，是否依然要有信仰的皈依？等等。这种种现代性的迷茫构成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

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有多种表现。但最基本的认同危机体现在社会政治秩序与精神心灵秩序之中。在社会政治秩序之中，核心的问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是在现代性过程当中同时出现的，究竟如何形成个人与国家的认同？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这直接影响了对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理解和建构。在精神心灵秩序之中，如何建立道德和宗教的普遍性认同？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价值的信仰究竟如何确立？

在传统中国，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其基本架构是“自我——家族——帝国——天下”。传统中国的认同是以自我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波外推；同时自我又并非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原子的个人，而是整个宇宙世界和家国关系中有机的一部分。古代中国缺乏国家认同，只有所谓的天下，在“自我——家族——帝国——天下”四者的关系中，自我和天下构成了最重要的两端，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特殊的自我价值观、世界观和社群意识。

晚清以后，古代中国的认同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发生了两个层面的危机：政治秩序危机和精神秩序危机。在家族、王朝和天下秩序的解构过程之中，中国人不得不重新理解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现代的个人与国家概念诞生了，形成了现代的个人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

现代的认同有两个脉络：一个是以政治秩序为核心的共同体认同，另一个是以心灵秩序为中心的精神价值的认同。

在共同体认同方面，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之中，涉及究竟是以个人为中心，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在19世纪末，这两种认同同时出现，互相内化，在国民/国家一体化思想体系中，获得了暂时的和谐。到20世纪初，日益严峻的现实选择面前，个人与国家的认同发生了分化，从此分道扬镳，以后发展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条不同的思想脉络。晚清的个人认同从儒家的自我概念中脱胎而来，形成了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仁学自我观，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国民自我观，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自性自我观。这三种自我观，到五四，经过一系列的蜕变，演化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三种个人主义类型。在1930年代，随着民族存亡危机的加深，重建国家共同体成为时代的核心命题。然而，民族国家认同，是以制度性的政治认同，还是以文化性的社群认同为重心，在自由主义者内部显示出不同的思想谱系，这也是晚清梁启超多歧性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在分化结果。到1940年代中后期，国家认同的核心问题从“统一”转向为“民主”，又重新与个人自由发生内在的联系。所认同的不再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自由、民主普世性内涵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从现代中国的思想史脉络来看，中国的个人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而是内在地缠绕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现代认同区别于西方的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重建认同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的“自我——家族——帝国——天下”谱系表面看起来被消解了，实质上是深刻地镶嵌在个人与国家的现代认同之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性之中关于个人、社群、国家和世界的独特理解。

在精神价值认同方面，传统中国的儒家提供了社会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心灵秩序，它虽然不是以宗教的形态出现，但以道德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建立了普遍的礼之规范，并指出了个人德性的修身目标。到了晚清民初，儒家意识形态随着普遍王权的衰落而解体，中国人心灵秩序在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危机。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新的现代道德观的出现，这一新的道德观不再具有传统的天命、天道和天理的超越性源头，而具有了世俗的特征。这一特征首先体现在从伦理为中心转变为以个人为中心，其次体现为中国新的道德观依然继承了中国思想的“大我”传统，相信个人的“小我”的意义要在“大我”之中获得，只是这个“大我”不再是超越的天下，而是世俗的人类、历史、社会或者国家。现代的心灵秩序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同与信仰有关。由于作为中国思想传统核心价值的儒家学说以人文代替宗教，中国人很少有西方式的以天启为特征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即使有佛教、道教这些民间宗教，但社会的核心价值依然是由理性化的儒家所提供的。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人的心灵秩序也不是只有理性，而缺乏信仰。相反，理性与信仰同时并存，中国人的心灵秩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宗教感精神，一种不具宗教形式的信仰方式，使其在许多方面具有与教徒同样的灵修、激情、冲动和殉道这些由信仰所激发的宗教感精神。到了现代社会，这些宗教感精神虽然转化为世俗的形态，但依然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结构之中，存在于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之中。胡适相信理性化的“三不朽”宗教，朱谦之、郭沫若等以浪漫的宇宙精神作为自己的情感信仰，民初的儒者梁济以宗教般的热情殉道中国文化，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以清教徒的精神进行道德的自我修身……这一切都显示了由信仰所推动的心灵秩序，同样表现出中国特殊的宗教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