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举考试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可是由隋至唐而宋，考场闹鬼的记载虽然无法与明清以来相比，但也不能算少了。撇开前述三种，大致分来，尚有四类。

一个可以说是“帮忙鬼”，即以鬼的特殊身份为考生做些常人做不到的事。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就有这样一个故事：郭承嘏应举，交试卷时误把所宝爱的一册法书交了上去，试卷却留在考篮中。他急得正在贡院门口打转，旁边突然出现一个老吏，向他问明缘由，便应承可以帮忙换回，但请以三万钱为酬。当天事情就办成了，郭承嘏前往老吏家送钱时，才发现贫穷的主人已死三日，正因缺钱无法下葬呢。

这种类型的故事在后世并未绝迹，而情节则渐渐恶劣。如南宋洪迈《夷坚丙志》卷七“蔡十九郎”所记，就不是简单的换人考卷了。考生鲁某出场之后，才想起所作辞赋忘押官韵，结果有一小吏为他盗出考卷，改后再原封送回。这小吏多年前死于贡院，因念家贫，就借着捣鬼贴补家用。既然要索酬，就是生意了，长期下去，就可能成为“季节性”的职业。但新死的鬼魂就能用“搬运法”的也实属少见，而且既然连试卷都能盗出，则“何事不可为”呢？

第二种与“帮忙鬼”是相似而相反的，最为趋炎附势，不妨叫作“帮闲鬼”。《夷坚支志·乙集》卷二“邵武试院”记：淳熙十三年秋八月，福建邵武正在考试时，有一吏能见鬼物，只见一黑物从空而下，状貌如鬼，携“当三”大钱二十余枚，遍历诸试桌，时露喜色，便置一钱于案头而去。二十余钱放毕，又持杖绕廊敲打那些没有得钱者，只见那些考生或身仆，或笔坠，而他们却毫无知觉。此吏自念：“岂非得钱者预荐，而遭击者当黜乎？”及至揭榜，果与所料相同，考中的全是“有钱人”。与此相类，在明代则有鬼物进贡院“插旗”的故事，中举者头插红旗，落榜者头插白旗，虽然避了阿堵物之嫌，却让人疑是伥鬼改行进了贡院（见闵文振《涉异志》）。[1]

这种帮闲是不收费的，估计这些鬼物也不是上天所派。世间总有一类小人，见了得势或将得势的人，便不由自主地追着人家的屁跑，其实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处的。帮闲鬼即是此类，只是他能够从考生的身上望见什么阴阳盛衰之气，则为世间的跟屁小人所不能企及。

考生未动笔之前，中否已然前定，不论是人力还是天力，都是很让选人气短的。洪迈曾感慨道：“然则名场得失，当下笔作文之时，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无待于考技工拙也！”有“洋鬼子”卡莱尔者，著文说中国的考试制度，在选拔人才上最为高明，迥出诸国之上。这话很让我们不少学者频频征引，自豪了些日子。但不想在南宋时就有人对考试选拔人才的功用表现了那么大的失望，一切由于天意，竟与人才无关，虽然过激了些，但洪氏父子兄弟世代显宦，娴知官场的“潜规则”，所说也不会全出于愤懑的。

另有一种鬼，则颇有些类似“反社会”倾向的地痞无赖，自己未得好死，没有本事去找冤家算账，却把一股邪气泄到无辜举子身上。此物可称为“无赖鬼”。宋人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记云：嘉兴贡院最早本为勘院，即审讯犯人之所，多有严刑鞫拷而死者。改为贡院之后，冤魂起来作祟。每举近两千人，居于西廊第三间的举子常有为魅祟死的。后来一监试官梦见一人，自称“贡院将军”，道：“我死于此地，今得为神。每举子死于场屋者皆我辈为之。可立庙于西北隅，则免。”于是官方居然就为这无赖鬼立了祠庙，士人来就试者，无不先期备下金钱，祷求阴庇。考生死于考场，而且接连发生，不止一二起，虽然初见于此，但料也不是太稀罕的事。把考场事故的起因推到鬼物身上，然后要求考生以祷祀求平安，政府官员果然智高常人一等。于是祟人的恶鬼反而成了贡院的保护神，正如市井中的泼皮或负责治安的差役，只要向其交上一笔保护费，就不会再上门骚扰一般。

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的鬼物，它们的出现不仅与考生命运相关，更主要的是对捣鬼考官极凶的预兆。清代一首一尾两大科场案，都有鬼物变异做前兆。清初人董含《三冈识略》卷三“乡闱异变”条云：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前数日，严霜厚三寸。既锁闱，鬼嚎不止。放榜后弊发，主考方猷、钱开宗，房考李上林、商显仁等十八人，俱骈戮于市。清代北京的贡院一直有“大头鬼”的传说，而且与“科场案”有关。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戊午科场案”条记：咸丰八年某夕，哗传大头鬼出现。都人士云：“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现，现则是科必闹大案。”孙宣《朱庐笔记》更说那大头鬼是“赤目披发，头巨于常人数倍”，而且直接现形于考官之室。结果那年科场大案，首辅弃市，少宰戍边，内外帘官及新中举子被判军、流、降、革至数十人之多。鬼嚎与大头鬼和考官作弊有何关联，没有人能说清，而且如果没有鬼嚎和大头鬼出现，是不是就可以放手作弊呢，这怕是只有考官才须考虑的问题了。

贡院中的鬼物当然不止这些，即如《夷坚丙志》卷一所记临安贡院，考试期间，或见一男子一妇人携手而入，或见白鹅一群，或见妇人高髻盛服凭栏而坐，不见其足，稍前视之，随即不见。但这些怪异正如同乡下人把猪误赶入学堂，大都与文运无关，只是给考场的沉闷添些活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