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种“恩鬼”报恩的故事虽然不少，但大多很乏味，也很少被人津津乐道，说起来也不过是一句“有鬼”（即有人捣鬼之意）罢了。本来嘛，你走后门侥幸得了功名，别人已经气不打一处来，谁还会相信你的鬼话。所以世上流传的科场故事，倒是仇鬼报冤的居多。某某人平时举业不错，考场上却交了白卷，或者文章写好了，突然洒了一片墨汁，这些事是常有的；最可怕的是某某人在考场上发疯了，乱跳乱叫，三五个号兵也按不住，还有的自己在场屋里寻了短见，一根麻绳吊在屋梁上。这当然不是考官在捣鬼，于是人们就把责任推到冤仇之鬼身上，而最终的责任则在于考生自己或者他的祖上缺了德。

召鬼入场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清之际人董含的《三冈识略》，此后在闲斋氏《夜谭随录》和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也有类似的叙述。其仪式虽然没有正式列入祀典，但为各科所遵行却无大误。所以江苏巡抚张伯行主试时不召二鬼，被《履园丛话》的作者钱泳视为豪杰，而梁恭辰的“家大人”梁章钜在广西主试，也无招二鬼事，但那也许是边裔省份之故。钱泳对张伯行所主一科“无一病者”大为赞叹，视为异数，因为闱场中不但常有考生病倒或发疯，死人的事也是常有的。

当年的江南贡院全景

在讲这些死人的事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这考场的情况。近人马叙伦在《石屋续渖》“清代试士琐记”中对此有可珍贵的描写，我把它再参照着其他一些材料转述如下：

各省举行乡试的考场叫贡院。这贡院是个很大很大的院子，据说最大的江南贡院（就是南京夫子庙后面那一大片，现在已经成了古香古色的文化市场了）能放两万多考生。这院子里盖上一排一排的简易房屋，密密麻麻的有百十排，每排一百号，一号就是一间屋，按《千字文》“天地玄黄”排下去，所谓“天字第一号”就是从这里来的。这间小屋叫场屋，也叫考号，还有的就叫作号房，与监狱的按房编号是出于同一思路。这号房有多大？高能让人站起来碰不破脑袋，宽能让你伸出一只胳膊就摸到对面的墙，深的尺寸大一些，里面搭了个北方的炕，既然是炕就是睡觉用的，虽然不大宽敞，但只要脑袋朝里，腿总是能伸直的，不过也许要伸到炕外边去；这炕兼做答卷子时用的坐具，那可是宽宽敞敞的。总之，如果往奢侈方面猜想，这考号的规模就和现在常见的单人床大小差不多。考号是没有门的，迎门之处支着一块木板，那就是答卷子和吃饭用的桌子了。然后在那里挂一张帘子，算是内外有别。考生们自我解嘲地管这叫“矮屋风光”。

每到大比之年的秋八月，全省的秀才公们就要集中到这里考上三场。每一场三天。考试的前一天考生就要入场，这天的一大早，考生们挎着考篮，背着铺盖，像过年时挤火车的民工一样，排着长队，等待入场。常言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大部分秀才和大兵打交道，大约就是从贡院开始的。大兵们挎着腰刀，很是威风，平日趾高气扬的秀才举人老爷们，此时像三孙子一般垂头搭脑，在烈日下要多蔫有多蔫，大兵们对他们呼来喝去，他们连个屁也不敢放。先是“拘之如囚徒”，而接着就是“防之如盗贼”：秀才举人公们一个个地要经过搜查夹带、验明正身这道程序，而兵爷们也趁机发泄一下对秀才公的不恭，搜查时无微不至到脱掉裤子，扒开隐私。万历年间的南京考场不是有一个真实的笑话吗，一个考生被大兵从肛门中搜出了夹带，抵死不认，硬说是后面那位把自己的夹带扔进去的。大兵颟顸，便要追究后面那位，于是此公笑道：“即我所掷，岂其不上不下，恰中粪门？彼亦何为高耸其臀以待掷耶？”（《古今谭概·杂志部》）嘻嘻哈哈，大约多半是调侃大兵的不明事理吧。但他也不会开心得太久，下面就要搜他，弄不好也让他高耸其臀的。我曾奇怪，当时还在骆秉章幕中当师爷的左宗棠，一脚把比自己高几级的总兵爷踢得在地上乱滚（虽然据书中的记载是他扇了樊总兵一个嘴巴或者踢了一脚再加上骂句“王八蛋”，但我觉得左爵爷起码心里是想把那大兵踢得满地乱滚的吧），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火气和仇恨？现在想起，估计也是在应举时受过大兵此类侮辱，积怨之深，以致失态灭性了吧。总之，等考生们被检验合格而放行之后，再各自对号入座，已经是时近黄昏，此时虽然身体像抽了筋，心里窝着晦气，但也要打点精神，准备考试。因为当天晚上就要把考题发下，考试就算开始了。

江南南院考生入场的场面。眼力好的可以从左侧看出考号是多么狭小。

考生们一入考号，就要一口气在这里住上三天三夜，吃喝于斯，便溺于斯，赶上秋老虎，这考场就是五味杂陈、臭气熏天。特别是江南湿蒸之地，白天苍蝇骚扰，夜间蚊子袭击，那滋味比监狱里也差不太多。但监狱里的犯人用不着冥思苦索地做文章，所以才涩的秀才举人实在远不如犯人们自在。

这矮屋的风光，我们还可以从北京贡院的老照片中加深一下印象。北京贡院的故址就是现今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旁边的胡同还保留着“贡院”的名字。现在自然是繁华的所在，当时却是濒临东便门的荒僻的城墙根。从保留下的照片来看，那矮屋的湫隘、院落的荒秽，真让人难以想象这就是士子们一步升天的“龙门”。都城的贡院尚且如此，其余各省、府、州、县的考场只能等而下之。（芥川龙之介看到南京贡院那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两万六百间号房，“不仅没有壮观的感觉，相反却觉得凄凉”，并从而想到考试制度的“无聊”。这位日本小说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远胜于卡莱尔之辈。）而北京贡院还有一点自然条件的优越处，那就是气候，只要不是碰上秋老虎，天气还是很凉爽的。所以“仇鬼”出现在棘闱中，总以南方居多。清代道光丁酉福建乡试，时酷热异常，三场中士子犯病及犯鬼者不一而足。戴莲芬《鹂砭轩质言》卷三记丁卯年的南京乡试，竟有一半考生中暑，而死于场屋者达四十余人。所以这一科里的仇鬼索命故事也就自然多起来了。

矮屋风光——北京贡院号舍图。

一科下来，贡院中总要抬出几具尸首，又要架出几位神经病。这事拿到别处，总得要对事故原因做个调查，有个交代，但在考场中就省了这些麻烦，理由是现成的——仇鬼报冤，谁管得了？如果家属再来追究，弄不好就把这事编进《棘闱夺命录》，或者演义成一场小戏，来个“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可能都是有的。然而这只是仇鬼被官府利用的一面，它更重要的内涵却是民众对负心忘义者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