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调荒腔说冥簿（下）

一

冥府的生死簿，准备了多少年，最后不过是为了一个“你也来了”，有些幸灾乐祸似的，把生人的灵魂收走。然后关押、施刑、判罪，于是冥府的主宰者便从中得到大快乐，好像农夫的耕作得到了收获，以往制造冥簿的辛勤也终于有了回报。

西方的死神手持一把大镰刀，中国冥府的收获也要从勾摄生人之魂开始。从所见到的鬼故事中，勾魂的冥差一般都是很威风的，问一下姓名算是客气，随即便把铁链子套了上去，大多是问也不问，闯入门去，套上就牵走。这大约是受阳世差役拿人风格的影响，而一向讲求公事公办的冥府似乎不应如此草率的。因为就是阎罗王勾人，也理应有个“手续”的，正如人间逮捕嫌犯一样，虽然宣读权利的洋人虚套可免，但签发一个逮捕令总是不宜省略的吧。于是冥府拘魂，成批的要有勾魂簿，单个的也要持勾魂票。

当然，勾魂而有手续，那倒不完全是因这冥府法治的严密，而是阎王判官怕小鬼们没了规矩，一切营私舞弊的利权下落到董超、薛霸手里。

这种勾魂的凭证，名目并不确定，但说它与人间的逮捕证性质相同，则是大略不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但那时民间称为“死人录”。晋人干宝《搜神记》记一汉时人周式的故事：周式乘船往东海郡，路逢一吏，手持一卷书册，走累了，请求搭船。周式痛快地答应了。船走了十多里，此吏对周式说：“我在此处暂有所过，留书册于君船中，慎勿发之。”这一句“慎勿发之”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暗示，周式要是不“发之”才是呆鸟。于是周式偷偷翻开书册，原来“皆诸死人录”，而其中就有周式之名。

或简称作“死录”，见于晋人戴祚《甄异录》：华逸死后七年现形归家，对兄长说起自己的大儿子，道：“阿禺已名配死录，所余日子有限了。”

而用白话也可直称为“死人之籍”。唐人李玫《纂异记》云：“太山召人魂，将死人之籍付诸岳，俾其捕送。”

如称作“天符”，那就庄重得好像是那么回事似的了。《夷坚丙志》卷三“李弼违”条：李弼违道：“天符在此，可一阅。”从袖中取出文书让人看，其上皆人姓名。弼违指道：“此卷中人皆将死。”这天符未必就是从玉皇大帝那里发出，只是阎王的公文为了气势壮一些，加上个“按照玉皇大帝的指示精神”之类的词语罢了。

以上全是成本的名册，或如《搜神记》所说，冥吏要带着整本的册子去成批地勾魂，这在人间除非兴起大狱，是极少见的，但倘若成批地拉起壮丁，如老杜《石壕吏》所云，则也非簿册不可。反正是捉人，不管所捉为的是什么，捉法却没有大区别的。

如非簿册，则为帖子，每人一帖，就全与人间官府拘捕犯人的文书相同了。唐佚名《异闻录》中有个故事与周式乘船相类，只是那冥吏的簿册换为包袱，偷看的人打开包袱，“每袱有五百贴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这“贴子”即帖子，已经与“勾魂票”相近，只是改成用密码书写，虽无泄露之虞，可是怎么向被捉者出示呢？此帖在元曲中就叫作“勾魂帖”，至于“勾魂票”，则多见于明清小说戏曲和民歌。这“票”大约是法律用语，现在说的“传票”似即与此有关。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勾魂牌”，那可真是无常鬼手中的道具了，其形如短柄小铲，木制，上写着“捉拿”之类字样，大约完全是县衙门差役的照搬吧。但在小说中持牌勾魂的也有。《夷坚甲志》卷九“张琦使臣梦”中的冥吏捉人就手持一朱书黑漆牌，所谓“朱书”，就是把要捉拿的生魂之名姓写到上面，而黑漆牌子则是官府所制，上面肯定刻有什么难于仿冒的印信图案之类，看起来很有权威性的。舞台上常有“金牌调，银牌宣”一类的唱词儿，看来这“牌”要比纸帖严肃庄重，即是被捉，也只有大人物才配用的。

冥差手中拿的就是勾魂牌，正和官府里的家伙一样。——《聊斋志异·王货郎》

既然勾魂牌票类同于今天的逮捕证，那么可以推想，如果阴差不带着此证，被拘者就有权拒捕。宋无名氏《鬼董》卷四记一故事，颇可玩味：

陈生病沈困，见壁隙中有自外入者，猴而人衣，曰：“幽府逮汝。”陈生曰：“符安在？”猴曰：“安用符，无符岂不可追汝乎？”陈骂曰：“幽明一理，果追我，安得无验？他鬼假托求食耳。且阴府何至乏人而使猴？”猴呼土地神与灶神：“某案急速，故不暇符。今此人不吾信，尔二人偕送至阙可乎？”二神曰：“诺。”……

只要穿上那身“公人”的制服，不要说“沐猴而冠”，颇具人形了，即是“非灵长类”的畜生，也不可怠慢的。这陈生不但要查验公文，还以貌取人，藐视公服的权威，显然是个刁民了。多亏这猴子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土地爷和吃里扒外的灶王爷，诺诺连声之后，就齐心合力把陈生送上了黄泉路。没有牌票，阴差可以找土地和灶君做证，并协助逮捕，此是一说。另一说则相反，阴差要拘魂时，先要把勾魂票送到土地庙，请土地备案[1]，有的则是先到被拘人家的中霤神那里验票[2]，否则就甭想捉人。

我想，即是封建社会也是有乱有治的，如果是治世，总是应该讲一些法律程序，不能是人不是人，穿上身公服就可以随便抓人的。而且按规矩，那勾魂票的文字也理应规范些，所以冥府里写勾魂票的一般要用肚子里有些墨水的人，否则遇上胡搅蛮缠的浑人，就很让执行者头疼。纪晓岚家中就有这么一位浑大爷，是他父亲在外地做官时带的一个厨子，其犯浑的理由倒不是因为背后有当官的主人撑腰，而是他居然也认得字。

此人姓杨名义，这“义”字在繁体字时代的正规写法是“義”，但同时又有作“义”的俗写。这天杨大爷做了一梦，见有二鬼手持朱票来拿他，但票上写的是“杨义”。杨大爷道：“我叫杨義，不叫杨乂，你们找错人了。”二鬼道：“您老好好看看，这‘乂’上还有一点，是简写的‘義’字。我们并没有错。”杨大爷仍是不服，辩道：“我自己的名字岂不清楚！从未见‘義’字如此写，恐怕还是‘乂’字误滴一墨点。”二鬼说不服他，只好掉头回衙门改票（见《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此人虽有些胡搅，但也不能说毫无根据；而公门中人能够这样和嫌犯讲道理的，无论是阴间还是阳世，大约都是极少有的了。但从这事也可以看出：让老百姓识些字倒还可以，识了字还知道和官府讲理，那可就不是好兆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