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府里的簿籍如此之多,姑且不去管它为了取得那些材料要在人间安排多少鬼差鬼探,就说把材料记到各种簿籍上,恐怕上万个书手也忙不过来。如果认为神鬼世界的一切都是神奇莫测,那些材料根本无须用人记录,它自己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簿子上,却也未必然。前面讲的乌烟劫簿,不是特别要从人间抽调书手帮忙吗?其实这是老规矩,只要冥府大批量拘捕人间生灵,也就是人间将有大灾难的时候,造勾魂簿的人手往往不足,就需要从人间借调。

戴孚《广异记》有“李及”一条,言李及被误拘至冥府:

见牛车百余具,因问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搬死案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案甚急。

这里说的“死案”,就是准备勾魂的生人名册,几百个人埋头不停地抄写名册,其名册之多,竟要用百余辆牛车搬运。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八:

世间每遇水火刀兵诸劫,辄有人梦见冥中缮写册籍,疑亦理之所有也。咸丰之初,粤寇萌芽,有海盐人查某者,梦至一处,见文书堆积如山,数十人缮写,犹若不及。

这是指太平天国与清廷的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聊斋志异》卷八“小棺”有“虞堂附记”一条,云清河教案发露之前,“直隶有走无常者,言阴司造册甚急”,即为死于此案的众多人口造簿。造好簿就要用车拉到阎王判官那里,可能又要有几百人写勾魂票了吧。至于本文上篇说到战场上持簿点名,那属于批发性质,大可把写票一道工序省略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既然有了生死簿、食料簿之类的东西,生人的寿命已经限定,到时候只需把大限已至的诸人拉成单子,应该也就可以了,何必专门要“造簿”呢?估计这是沿用了人间“兴大狱”的程序。兴大狱在历朝历代都有,好像不隔上七八年来一次就不足以显示皇权的威风。一狱之兴,动辄成千上万人拉扯进去,哪怕只是取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那造簿的工程也是相当大了,但人间好在不造簿也照样可以抓杀抄没,不会误事;即是将来发现错了,只要龙恩浩荡一下,把知名的头目追谥个文正、忠愍之类,写到二十五史中还是很辉煌的,至于其他人,那就被代表了吧。

其实除了几年一次的大灾大难之外,即是平时,冥司造簿也有人手不足之虞。只是写勾魂簿还算是简单的,临时抽调几十人或几百人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冥司有那么多种簿册,特别是善恶功过一类的簿册,平时就要需要大量特务和书手,那工作量之大是无法想象的。而据明末无名氏《集异新抄》卷三“土地册”的说法,这簿册要从土地公公那里造起,而土地爷也不时从人间抓差。据说那土地庙中:

十余人昼夜不停笔,皆人家灶神所报,凡善恶巨细,举日举时,虽饮馔食品,以至床帷间谑浪之语,靡不具载。

土地爷的管辖范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或派出所,他又在每家都安插了眼线。各家的灶王爷每天都来汇报,鸡零狗碎,巨细无遗,这些簿子录下来自然是汗牛充栋,而办公费的开支也就相当可观了。

然而这些尚是小事,书手辛劳,至多也就是累到“腕脱”而已,真辛苦的还是那些在下面搜集情报的外勤人员。只说专为记录“出恭看书之簿”而在厕所里“蹲点”吧:灶王爷就在人家里办公,有数的几位成员如厕,都是历历在目,所以他无须特意专设“茅厕办”,只要顺便留神一下即可;可怜的是那些到公共厕所蹲点的探子们,特别是大街闹市、机关学校,人多而杂不说,其气味更是不可向迩,这情报搜集得有多辛苦,起码在我们常人看来是不可忍受须臾的吧。鬼探中肯定有不少人要抱怨“除挟书之禁”之多事,怀念始皇帝时期连偶语诗书也要砍头的太平日子,但“揆以人事”,却也未必没有乐此而不疲者——涂抹至此,便又忍不住要跑调走板了。

当然阳世还没有为记录“出恭看书”而蹲点的蠢蛋,但类似的事却不是没有,那是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某个被监视的同学刚从厕所里出来,随即就有一对一盯着他的另一位同学溜进去,从手纸篓中翻找出用过的那张,再研究那手纸上写了什么东西。因为那时的穷学生出恭,是只用写过字的草稿纸,而草稿纸的空白中也要用来练字的,这往往就可能于无意中泄露出什么。日复一日,这样辛苦之后也不是没有成果。据说我们系档案室后来就发现过一包什袭藏之的“材料”,接连打开几层纸之后,里面是一张写着字的手纸。我常想,老天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有种平时连宾语补语也分不大清的同学,遇到这种做奸细的事,却偏偏心有灵犀,能琢磨出很多奇巧的方略。

手纸成为情报,这事无可厚非。如果对方是美蒋特务,或者这手纸能揭出什么叛国反党之类的惊天大案,那么此事还可以作为素材,交给大师级的写手,一气呵成美文,编入中学课本的。试想一下,这位盯梢同学每日的窥伺、钻入、翻检、辨识,是何等地投入和忘我;而此人其实忠厚得根本看不大懂反革命用的隐晦语言,所以只能送到领导那里定夺,于是办公桌上就放着如此的一堆,由嗅觉超凡的阶级斗争玩家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最后筛选成这样的一纸。整个这一过程是多么地让人感动啊!只是可惜,这张手纸里没有透露出惊天要案的一丝信息,所以它只能暂且委屈在档案室中,只待来日与其他的情报“缀合”,罗织成案,才能实现对一个青年一生的谋杀。

我把这些记下来,是让今天的读者知道,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起码在一些部门有过这么一些人,曾经不无自豪地从事着一种龌龊的职业。那些主持者到今天总有七八十岁,大约也快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了吧,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哪段往事认真反省一下:国家和人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你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人才,而你们这些“师长”却做了些什么?把少数人训练成密探,再利用他们把另一些少数人打成阶级敌人,从而把剩下的大多数训教成失去思维能力的顺民,这就是你们发誓要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予的事业吗?或者仅仅是为了染红头上的顶子和满足精神变态采用的,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把左中右颠倒组合的一个趋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