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张宏杰(第2/6页)

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

那个时候要成为“作家”,你必须向文学杂志投稿:这是通往理想的独木桥。网络那时刚刚为人们所知,“网络文学”这个名词还没出现。“文学青年”的一般路数是先在“省市级”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然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引起关注”。这样,你就有资格参加各种笔会采风之类的文学活动,有资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国作家协会。接下来你的奋斗目标将是被一些知名评论家评论和文学权威认可,获得一些“省级”乃至“国家级”文学奖项,因为这样意味着你就会在作家协会体系内混到一个“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攀爬到这个水平,你就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称为“知名作家”,有资格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类的荣誉性大会,享受各级作协组织的免费出国采风交流之类的活动。这是彼时一个文学青年的经典作家路线。那时候,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十年后会有很多人比如“当年明月”,只须把文字发到网上,就有可能被广大网民关注,成为风行海内的畅销书作家。更想不到,一个少年韩寒,虽然进入了文坛,却居然敢拒绝进入作协的邀请。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一个文学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你必须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先敲开文学杂志的大门。作为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全国各省都会有至少一本“纯文学期刊”。按照“文学圈儿”内的标准,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两级。一级是“省级”,比如辽宁的《鸭绿江》、黑龙江的《北方文学》,这些刊物影响比较有限,换种说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学期刊。另一级是“国家级”,其中也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获》《当代》《十月》《大家》《钟山》《天涯》《人民文学》《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认的第一位,当然是《收获》。

和一般文学青年先从“省级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就把那篇《无处收留:吴三桂》投给了《收获》。

我决心要用这篇作品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大呼好文,连忙送到主编那里……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

投出去的半个月后开始,我就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但是直到第三个月头上,还是没有任何回音。虽然没投过稿,但是常年阅读文学杂志,我有大量的文学常识。我知道文学刊物的审稿期限是三个月。

我并没有丝毫气馁。虽然喜欢幻想,但我其实一开始就将困难预想得很充分:我把写作当成了考验一个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业,而英雄事业不太可能一帆风顺。我读过许多作家传记,那些作家投稿屡屡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马丁·伊登》中那艰难卓绝的戏剧性的奋斗生涯每每令我心潮涌动。第一次投稿就投给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不过是出于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没反应没关系,一流文学杂志还有很多。

于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给了《当代》。

三个月后,我又寄给了《十月》。

在那之后,我学聪明了:我开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时投给三家刊物,并随时做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后马上通知另两家的准备。

可是一年之内,我连退稿信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见过:所有的杂志都没有任何回音。

我开始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过,我初中时确实做过语文课代表啊!

毛时代出生的人都有点不服输的劲。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用三年时间来打通写作这条路。这三年里我要写出三十万字的东西。如果这三十万字都不能发表,我会永远放弃这件事。

就在下定这个决心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来到单位的传达室。我很怕同事们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没让任何人知道我投过稿,所以科室订的报纸杂志都是由我主动来取。

一堆报纸杂志中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杂志社”的社标很醒目。我的心开始怦怦跳动。信封很薄,说明应该不是一封退稿信。

办公室中午正好没人,我撕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幅龙飞凤舞的行书:

张宏杰先生: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写得棒极了!准确、结实、饱满。编辑部一致同意向你约稿,因《大家》明年将倾力推出一种实实在在但同时也更为文学、更边缘化的写作方向。《无处收留》略嫌偏“实”,若能再个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发。朱晓桦。

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我终于确信,“文学事业”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回事儿。确实有那么一群敬业的人优雅地坐在杂志的那头,如同天使们勤勉、干净而严肃地坐在天堂里。那时的《大家》创刊不久,上升势头很猛,办得非常有范儿,开本很大,黑色的印有历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头像的封面做得大气十足。朱晓桦字体很潇洒,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青年人。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无处收留:吴三桂》进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个人化”风格靠拢。虽不至于夜不成眠,但白天我犹如热恋中的人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半个月后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后就是数着日子等待。能在《大家》这样有分量的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应该也算一个漂亮的开头了吧?看来写作两年,终于“梦想成真”了。很可能,我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笔会,会在“春城”昆明……

三个月后,第二封信来了,我急切地打开,却是一盆冷水:“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送审时未通过,说是暂时不发历史题材。《大家》杂志社将要自负盈亏,在如何走向市场上考虑得较多,原来选定的许多稿子都压下了,你也可以别处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