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化身:曾国藩

曾国藩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梁启超在形容自己时,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启超”这个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么所剩物质就无几了。借用这比方也可以说:如果把“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么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成分。

虽然有巨蟒转世的传说,实际上乡塾教师曾麟书的这个儿子只是个极普通的孩子。老曾家的人里向来缺乏俊秀之才。曾麟书终生苦读,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补上个秀才资格,在读书人里算是比较笨的了。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考了九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资的平庸。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便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为幼年颖异,有神童之誉。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令曾国藩望尘莫及。曾国藩也常说自己“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这些也并不完全是谦词。

曾国藩的家乡白杨坪,处在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有史以来,在曾麟书之前,这里连个秀才也没出过。

一点也看不出一个震古烁今的大人物将要从这里走出去的迹象。

曾国藩自拔于流俗,得力于他身上那种湖南山民特有的质朴刚健气质。

恶劣的自然条件,压不垮湖南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封闭的环境里民风朴拙,人们没有别的生计,只知道下死力种田。中国农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艰难的生存磨炼了他们的顽强和坚忍。虽然只有一个小院,数间茅屋,巴掌大的土地,但是一家人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春种秋收,喂猪养鸡,一时一刻也不愿白白放过。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亩薄田,侍候得无微不至。虽然艰苦的付出和微薄的收获不成比例,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好饭,穿不上几件好衣,可是他们从来不知抱怨,一个个乐观知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说,看一个家庭的优劣,不是看是否贫穷,而是看是否有奋发的气象。只要有“兴旺气象”,这个家庭总有出头之日。这便是来自他自身的经验。

和普通农家相比,曾家家风更为严峻。祖父曾玉屏虽然不大识字,但是有主见有魄力,性情刚烈,为人严正,在乡里很有威望,哪里有纠纷总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曾国藩继承了他祖父刚直强毅的性格特点,他对自己的祖父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在家书中,常常谈到祖父的言行,奉为圭臬。“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就是这个山村里朴实本分的孩子。在严峻的家风督促下,他从小勤奋刻苦,虽然天资不太高,但由于拼命发愤,在连考七次之后,终于考上了秀才。次年中举,再经过三次会试,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成功地走完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他带着农家子弟的天真拙朴和吃苦耐劳精神走进了人文渊薮——北京。

中进士之前,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日夜苦读,只为了能有出头之日,对儒学的大道理,并没有时间去研究。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他才发现自己学问修养毫无基础,“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中来”。在藏龙卧虎的翰林院,他见到了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大儒们的高美仪范,知道人可以做到“浑然如天地,粹然如和风”的境地。他下定决心要弄通人生大道理,奋发向上,使自己的一生得到最完满、最壮美的实现。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设计为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释放途径。儒家学说认为,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超凡入圣”,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这样一个壮美的人生设计虽然极为诱人,实际上却带有浪漫空想的色彩。“圣人”是一个超自然的概念,“学做圣人”便是个超越自我的过程,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要求人把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限度,每时每刻都严格控制自己的思想,使它不能逸出于儒学规范之外,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有的人虽然用圣人之言敲开了仕途之门,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所谓圣人之道;有的人曾为这个理想激动过,尝试过,终因这种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终放弃。曾国藩,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一旦被这个理想所征服,便义无反顾,百折不回,用农民的质朴顽强去践履,终于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成绩。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只在封侯,而更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在这个规模基础上,他开始坚苦卓绝地建设自己的人格理想。

曾国藩学习理学家倭仁的修身办法,坚持写日记,在日记中把一天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有点滴不符合圣贤规范的做法想法,都严格地自我检讨,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交谈时,“有一言谐谑,太不检”。都要深刻检讨。甚至做梦时梦见自己发财,醒来也痛骂自己一番,责备自己贪财之心不死。他还学习静坐之法,每天静思反省,不断和自己的私心杂念搏斗。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确恰当;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贪多求快,总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的缺点毛病。不过,和大部分年轻人不同,他有着钢浇铁铸般的执着顽强。翻检他的日记,从少时起,直到暮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对自己痛责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责、焦虑、悔恨、恐惧的时刻。壮年之时,为了克制自己的生理欲望,他“日日自苦”,以求“不至佚而生淫”,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损失了许多做人的乐趣。他真是花岗岩脑袋、混凝土脚踵。在那些常人不能忍受的关口,他都忍受过来了。在家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导子侄说:“凡事皆有极困难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