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第八（第3/4页）

1944年底，欧洲战事行将结束。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继续研制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必要性。实验物理部主任威尔森就此问题和奥本海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建议，举行一个正式的会议来公开讨论原子弹是否必要的问题。威尔森发现奥本海默面有难色：“他建议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因为他不想让那些安全人员来找我的麻烦。”

1946年8月14日，当时的苏共中央作出决议，严厉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1949年2月，有人问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苏联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共产党将会怎么办？”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人将伸出双臂欢迎他们。

巴巴耶夫斯基是苏联作家歌颂派的代表，他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是美化苏联农村生活的代表，他只会死乞白赖、蛮不讲理地歌颂。法捷耶夫接到上面送来的手稿后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简直没法儿活了。”但这部小说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后，巴巴耶夫斯基一步登天，日丹诺夫把他召到莫斯科，问他有什么需要，党都将满足。巴巴耶夫一时荣华富贵，“所有的人都向他鼓掌喝彩……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

在庇隆统治时期，因为从图书馆管理员“升任”市场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而受辱的博尔赫斯成了反庇隆主义者，他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艾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艾薇塔·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吉拉斯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和有关社会主义新阶级的言论，引起他的战友、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的不满和批评。兰科维奇向吉拉斯指出：“你在《战斗报》上写的文章对党是有害的。”卡德尔对他说：“实质上，这是修正主义，跟伯恩施坦是一路货色。”铁托则认为这意味着吉拉斯在政治上已死亡了，“政治上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了”。

哥达·梅厄19岁时与莫利斯·麦尔森结婚，婚后两星期，她接受任务到美国西海岸通过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筹集资金。她父亲火冒三丈：“谁会撇下新婚丈夫独自出行！”梅是个着魔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我准备着浪迹天涯”，“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党说要我去，我就去”。

苏联优秀的讽刺作家左琴科经日丹诺夫点名后，又遭多次批判，在他年逾花甲时，唯一关心的就是能否领取退休金。1955年8月他写信说：“中央决议后被开除作家协会，1953年重被吸收。这七年我从未中断写作，我的小说发表在《新世界》、《鳄鱼漫画》和《星火画报》等刊物上，还出版了五本翻译作品……我从事文学创作35年，并获得下列奖章：一、劳动红旗勋章；二、伟大卫国战争忘我劳动纪念章。请分会为我申请退休金。”

1961年4月，加加林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宇宙空间俯瞰地球，他说：“地球是蔚蓝色的”，“绝不允许破坏这美丽的地球”。赫鲁晓夫说：“加加林都飞到太空了，也没看到什么神在那里。”媒体把它写成加加林从太空中传回地球：“我在这里没看到神。”

1966年5月，麦克卢汉在一次加拿大的管理学会议上说：“我再也不会说‘媒介即讯息’……从现在起，我相信，媒介即按摩。”

1968年，三岛由纪夫组织了“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1970年11月25日，三岛带领4名盾会成员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名骗至总监办公室内，将师团长绑架为人质。三岛在总监部阳台向800多名自卫队士官发表演说：“日本人发财了，得意忘形，精神却是空洞的，你们知道吗？”但是没有人响应，甚至大声嘲笑三岛是疯子。

简·芳达是在海滨两岸长大的孩子，出生后不久迁到好莱坞，以后几年沿这条线路反复穿梭多次。她是个好动的野丫头，发疯般去博得父亲的爱。她告诉《女士先生》杂志：“唯一对我有巨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有力量，即使他不在，干任何事时都有他在场的感觉……我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一个调皮男孩，我想变得勇敢，让他喜欢我，变得强硬而壮实。”简自承：“我心灵深处一直很想成为一个男孩。”

胡志明曾想跟他的中国恋人结婚，但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不同意，一位领导人对他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对经济学家来说，100个人常常是有着100个以上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共存，这是其他学科难以看到的盛况。有人说：“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能够分享同一届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学中才会出现，如缪尔达尔和哈耶克。”

一次，菲律宾的一位议员攻击美国，尼克松向罗慕洛问起情况。罗慕洛回答说：“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您不懂菲律宾的政治。在这里，政治家成功的诀窍是：‘使美国人受不了，又恳求他们别离开。’”他还感叹说：“你们美国人把我们教育得太妙了。我们把美国政治制度中过了头的东西全盘接了过来，而且把它们发展了。”

休·海夫纳承认，他的母亲生活得很压抑。“在我的家庭中没有拥抱和亲吻，”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生活就是那种生活的矫枉过正。”

贝克特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萨缪尔森拒绝了去政府任职的机会。在他看来，那样会妨碍他自由地著书立说。作为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他并不否认：“每当我成为一个联邦机构的顾问，那常常意味着它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