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第九（第2/3页）

最初的计算机是由真空管和电子零配件装成的庞然大物，丑陋之极，而且由很多吱呀作响的机械构成，听起来像满满一屋子的人在织布一样。老沃森断言：“世界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5部。”他跟儿子为此等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有一次，小沃森对他大喊：“他妈的，你能永远不离开我吗？”

1940年，当大半个欧洲陷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时，达利辗转到美国，一直待到1948年。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评价他：“他利用在法兰西的期间中饱私囊，而在法兰西危在旦夕时脚底抹油，溜得像只老鼠。”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发电报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抱头号啕痛哭。蒋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1931年，哈耶克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改变哈耶克命运的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哈耶克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也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

“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的弟子马尔库塞曾致信要求他发表一个公开的政治声明，向世人忏悔。这一要求遭到了海德格尔的断然拒绝，海氏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这番言辞激怒了马尔库塞，他后来抛开师生之谊，直斥海德格尔“站到了逻各斯之外”，自绝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赖以进行的基本维度。从此师徒反目，老死不相往来。

戈林评价希特勒：“对于治理一个国家，使之强大，对他的能力来说只是小事一桩。”在纽伦堡的审判堂上，谢尔曼·戈林痛惜地说，“如果他在1939年死去，他将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不？为什么不知道满足呢？”

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他带着家眷，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船在法国停泊时，卓别林向一百多名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政治见解……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天性。”又说，“我并不想制造革命，只是还要拍些电影。”

狄兰死于1953年11月9日，年仅39岁。由于他是外国人，死因特别，故需要办理认尸手续。在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的帮助下，办手续的小姑娘勉强拼写出名字。问到职业一栏，劳夫林说：“诗人。”这一回答让她困惑：“什么是诗人？”劳夫林说：“他写过诗。”于是小姑娘在表格上写下：“狄兰·托马斯。他写过诗。”

萧伯纳难以理解奥尼尔，他说：“奥尼尔身上除去革新再也没有新的东西了。”

斯大林有一次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说他已下达指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将妥善解决。……“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了。”“谈什么？”“谈生与死。”“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斯大林挂断了电话。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再试图给斯大林打电话，但电话里一直说：“斯大林同志正忙着……”

年少的吉纳维夫大胆地向毕加索提问：“毕加索先生，年轻人不太理解您的绘画。”此言一出毕加索立刻勃然大怒，他严厉地反驳道：“那是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绘画的语言？难道你们就理解薯片的语言吗？”

约翰·施瓦茨是超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因为上高中时数学好而进入哈佛大学学数学，后来又转到伯克利大学学物理。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不能理解数学家为什么会对数学感兴趣，而在物理学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解大自然。”

阿赫玛托娃跟伯林相见时谈起1937年和1938年，死亡之幕笼罩在苏联城市的上空，对千百万无辜者的屠杀在继续。伯林说，她以一种干枯、确凿的语调述说这一切，时而停下来：“不，我不能。这不好，你来自一个人类的社会；而这里我们被区分为人和……”然后又是长长的沉默。伯林问起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停下来，眼中含泪，请求伯林不要提起他。

丘吉尔在“二战”以后成为英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但在1945年的选举中败给工党。他很不高兴，但是他说：“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要选一个重建家园的人而不是选一个英雄。”据说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你打了胜仗，结果你被罢免了，你看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回答：“我打仗的目的就是要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力。”

海明威跟家人不睦，他曾挖空心思，喋喋不休地评论他那年已50的母亲。他父亲在信中写道：“我将继续为厄内斯特祈祷，他应该对生活有更大的责任感，不然，伟大的造物主将使他遭受更大的痛苦……”

大概很少有物理学学家不鄙视哲学家的，虽然Ph.D的意思是哲学博士。费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次给朋友写信说：“最近一切都好，唯犬子令我担心，他居然想当个什么哲学家。”

1953年，毕加索再度陷入了共产主义的困境，这一次攻击来自他的法国同志。原因是斯大林死后这位艺术家用蜡笔画了一幅肖像画，他画的斯大林肖像如同一个年轻人，这激起了法共中工人党员的不满。出版这幅肖像的阿拉贡不得不公开认错，毕加索感到很没趣。他说：“当你给人送去一个葬礼花圈的时候，人家通常对你所选的花是不加挑剔的。”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1967年，诗人之子、55岁的古米廖夫结婚了，这位学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在干部履历表“家庭状况”一栏中填写“没有”两个字的历史。不过直至此时，他仍受到当局的监视。与他同住一楼的警察问他：“您写的匈奴是支持中国的还是反对中国的？”

简·芳达出生在纽约，当时她的父亲亨利正在百老汇演戏。而母亲弗兰西斯对生了个女儿很失望，她对简冷漠已极，她立即将简交给保姆，拒绝给她爱。芳达后来说：“我不喜欢她来抚摸我，因为我知道她不是真正爱我。”她们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