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第十一（第2/3页）

物理学家伽莫夫游学时曾到哥本哈根想停留一天，去拜访那位几乎是传奇人物的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到达哥本哈根的当天，他在玻尔那里得到一份意外的收获。当玻尔问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时，他把他的理论讲了一遍。玻尔听完后说道：“秘书告诉我，你的钱只够在这里住一天。如果我为你在丹麦皇家科学院申请一份卡尔斯堡研究基金，你愿不愿意在这儿待一年？”

甘地说：“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当我们举起手来，可以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擦去眼泪。”

因为担心纳粹能制造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于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这方面该进行研究，后来的事非他所知。当他知道德国没有制成原子弹，而美国已造出原子弹后，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和不安。他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他就不会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匣做任何事情”。

1939年，科幻作家威尔斯73岁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的好友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发现威尔斯独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与他寒暄，问他近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在给自己写墓志铭，一句很短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有人说，奥尼尔对人生诚实的态度和勇气，使得他身上的许多缺点都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阴郁也算文学特征的话，奥尼尔应该属于阴郁的大师之列。博尔赫斯为奥尼尔辩护：“如果我们考虑到尤金·奥尼尔和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威廉·福克纳、舍伍德·安德森以及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最近的得奖（诺贝尔文学奖）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多么的光荣。”

1942年，伯恩斯坦来到纽约，他找不到工作。抒情诗人欧文·恺撒偶然听到他弹奏钢琴。当伯恩斯坦对诗人说他一周需要10美元来维持生计时，恺撒惊叹道：“什么！你，一个天才，在饿肚子？一个天才每周就值10美元？我要让你每周有50美元！”

晚年的丘吉尔和毛姆都有些颓丧。有一次，丘吉尔来吃午餐，因为拿捏不稳，酒洒在衣服上了。丘吉尔对毛姆说：“我们定个君子协定吧，以后你不取笑我，我也永不取笑你。”

控制论提出者维纳是一个极端反对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他说：“参加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发明都会使无限威力的工具落到科学家们不信任的那些人手里。同样也很清楚，在我们的文明情况下，传播有关武器的情报实际上就意味着促进这种武器的应用。即使我不直接参加轰炸或毒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但我还要和那些从这里得到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地负全部责任。”

原子弹试验爆炸结束，费米就坐上坦克去检查损失情况，爆炸的威力超乎想象。费米本来是一个冷静而有理智的人，这时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动，甚至无法自己开车回家。他对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同事只能重复这样的回答：“不要让我跟你们一块受良心的折磨吧。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杰出成就。”

大卫·洛克菲勒做了许多祖父辈没有尝试过的事。例如，他写了一本名为《论文集》的书，讲述他在美国实力最雄厚家族中的个人生活。他还写了一本传记《回忆录》，把家族史囊括其中，好给子孙辈借鉴。不论是在他的书中，还是在生活里，大卫总是念念不忘地强调说，一个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有钱人应该对社会负有一种责任感，做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奥本海默对自己造出来原子弹极为后悔，他后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我双手沾满了鲜血。”杜鲁门气得破口大骂，甚至还说：“是我下令投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关于印度独立问题的议会辩论，结束了优等民族的命运。艾德礼在议会发言时指出，过去，“一个国家在刺刀威逼下，被迫让出政权”的情况不乏先例，“但是，长期奴役另一国家的人主动放弃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则实属罕见”。温斯顿·丘吉尔神情忧郁，表示赞同“令人满意的小小法案”。

1950年，捷克法院宣判扎维斯·卡兰德拉有罪，这样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是共产党员，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他还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幸存者。布勒东得知消息后，催促艾吕雅去为朋友说情，艾吕雅严肃地加以拒绝，卡兰德拉最后被绞死。策兰为此写下连祷式诗行《怀念保罗·艾吕雅》，艾吕雅曾高尚地宣扬过自由、爱和“文字的力量”，策兰觉得，艾吕雅并没有按照自己说的那样做。

史怀哲认为每一个人在伤害到生命时，都必须自己判断这是否是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的。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不应不小心踢倒一棵路旁的小花。史怀哲相信宇宙间所有的生命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致力于帮助别的生命时，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体验到与宇宙间无数的生命合而为一。

历史学家泰勒常常以“建制派”来形容英国的精英阶层，也使这个词语渐渐流行起来。他说：“没有事比起与建制派建立和平更令人愉快——也没有事比这样更为腐败。”

布鲁诺斯基曾说过，世人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人是机器，另一类拒绝去接受人是机器。他说：“我有许多朋友如痴如醉地深爱数码电脑，当他们想到人类不是数码电脑时就伤心极了。”

在电视来临之前，卢斯以娱乐的形式重新发现了新闻的价值。他告诉《时代》的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开明新闻学的功能就是去指引和领导新世界。”

冷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的一系列核试验。有一次试验测得的量级高达5800万吨。据鲍林的估计，由此散发出来的放射性可能会造成16万名儿童有先天性缺陷，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来几十代人身上造成400万例流产、死胎或生育的缺陷。“这无异于对千百万人的谋杀，”鲍林说，“堪与法西斯将犹太人送进煤气室事件相比。”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20万人游行集会上，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当天就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诚挚地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不寻常的梦遇刺身亡。

经济学中普遍正确的原理，在和真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结合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权衡和取舍，而不同的权衡和取舍必然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罗宾逊夫人说过：“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