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第十二（第2/3页）

1945年，新的国际数学联盟成立，领导新联盟筹备工作的美国数学家马歇尔·斯通，与各方对话，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一部从总纲到细节都能保证“让政治远离科学”的联盟章程得以完成和顺利通过。斯通特别强调“不能接受任何把德国和日本排除在外的安排”，还强调“在任何可能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包括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

索罗金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人认为“博爱”纯属宗教或伦理的范畴，与科学无关。迄至两次大战后，文化危机，迫在眉睫。他还表示：“历史的神秘力量，似乎给人类提出最后的通牒：你的殒灭是由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除非你能经由创造的爱之恩赐，把人类行为提高到更高的伦理层面。”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说：“但你们，在人可以帮助他的同类这一天终于到来时，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约翰·斯隆是伟大的“丑陋的宣传者”之一，垃圾箱画派的一位成员。他歌颂贫民窟、地位低微的妇女和领救济食物的贫民队伍。他晚年总结说：“我不喜欢去投编辑们之所好，甚至年轻时就是这样。我爱画那最暗、最黑的图画……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从未为了追求经济收入和别人的赞誉而裹足不前。”

史怀哲说：“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决定将1963年度美国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不幸的是，肯尼迪在仪式的前10天遇刺身亡。刚接替总统职位的约翰逊，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出席了授奖仪式。当奥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时，由于年老体弱，打了一个趔趄，约翰逊总统见状，赶忙伸手去扶他，奥本海默推开他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时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据说，如果没有家业的负担，大卫·洛克菲勒应该会成为文学家、史学家，但他只能成为慈善家。不过，大卫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家族会以“助人家族”的形象名载史册：“拥有财富，也就拥有了他人所没有的机遇，抓住这些机遇，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马尔库塞晚年在德国旅行期间，曾到海德格尔生前经常光顾的书店短暂停留，并在留言簿上写下这么一句题词：“纪念海德格尔辞世所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自尊，但愿我们也能体面地带着尊严、清晰和宁静变老。”有人说，马尔库塞终其一生都承认海德格尔是他所遇到的最伟大的导师和思想家，尽管他对其师与纳粹的瓜葛颇为沮丧。

70年代初，特蕾莎修女的事迹开始在主流社会流传，她获得了很多奖励。1971年，教皇颁给特蕾莎修女和平奖；她还获得了同年的肯尼迪奖。1975年，她获得了史怀哲国际奖。此外，她得到了198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4年美国国会金牌、1996年11月16日美国名誉公民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当然，她得到了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记者们问她：“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和平？”她回答：“回家和爱您的家庭。”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正式的访问日程中包括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逗留数分钟。在那里，他为当年起义的牺牲者敬献了花圈。在拨正了花圈上的丝结之后，勃兰特后退几步，突然双膝下跪。这一举动事先没有计划。据说事后勃兰特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

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和小提琴演奏家朱尔斯坦在指挥和演奏时，都有闭眼的习惯。这两位天才的音乐家配合得非常默契，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有着魔一般的心灵感应。当人们问起朱尔斯坦为什么要闭眼时，他说：“我们彼此看不见更好，这并不会出错，音乐不需要眼睛，要的是彼此的心领神会。整个演出我只睁过一次眼睛，看见卡拉扬正闭着眼睛在指挥，我赶忙又闭上眼睛，生怕破坏了整个气氛。”

美国有一位亿万富翁，匿名捐款25年。新泽西州的一家慈善机构在第10次接到他的捐赠时，终于忍不住找到了他，这个人是格雷斯·佩琪。记者蜂拥而至，当被问及“你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捐款”时，他答：“在感到最富有的时候。”“那么，何时是你最富有的时候？”记者问。“在我想捐赠时。”佩琪说。

罗素说：“世上真正善意、献身的人非常罕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适于理解和无资格比拟这种人的。”晚年的罗宾逊夫人与加尔布雷思相互声援，以警醒丰裕社会，关注全球人类的福祉，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而奔走呼号。人们称罗宾逊夫人为“人道主义的母性使者”、“20世纪最优雅的英国女性”。

在卡特总统的飞机降临在饱受旱灾之苦的得克萨斯某镇之前，该镇忽然下起了雨。卡特踏上滑溜溜的机场跑道，向聚集在那里前来欢迎他的农民发出微笑。“你们或者要钱或者要雨，”他说，“我拿不出钱，所以我只好带来了雨。”

1980年，巴菲特发表了一篇文章，激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商人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肆意挥霍，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阿斯特夫人是著名的阿斯特家族的最后一任掌门人。她毕生过着奢华的生活，但从不吝啬。她曾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捐赠2亿美元，成为纽约最为著名的慈善大王。阿斯特夫人最为著名的箴言是：“金钱如粪土，应当四处播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好的态度并提高他人的生活。”

1989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出席不结盟首脑会议，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他的生活十分简单，早餐是面包和驼奶，午餐多为烤牛肉或烧牛排，外加利比亚汤。革命成功后，他的父亲在首都贫民的窝棚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卡扎菲说，等所有的人都有了适当的住房，他父亲才有像样的住所。

80年代末，厄多斯得知一位叫惠特尼的高中生想到哈佛去学数学，但还差一点儿学费。厄多斯跟他见了面。当他深信这名学生确有天资时，就借给了他1000美元，并告诉对方只有在不造成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才还钱。10年后惠特尼有能力偿还这笔钱了，便问葛立恒：“厄多斯要不要利息呢？”葛立恒向厄多斯询问，厄多斯回答：“告诉他，拿那1000美元去做我当年所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