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闻第二十六

如同巴黎所有的创新建筑一样，埃菲尔铁塔一开始即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冷淡和拒绝。虽然铁塔的设计者埃菲尔宣称“法兰西将是全世界唯一将国旗悬挂在300米高空中的国家”，但一时也无法说服各阶层反铁塔人士，小仲马、莫泊桑、魏尔伦等名流都对其嗤之以鼻；一位数学教授预计，当盖到748英尺之后，这个建筑会轰然倒塌；还有专家称铁塔的灯光将会杀死塞纳河中所有的鱼。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常常向人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伤心往事：“我出生时是双胞胎，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替我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马克·吐温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阿波里奈尔身材微胖，脸松弛虚肿，嘴巴又肥又小，显得很贪吃，鹰钩鼻，据说“像猪油刻出来的拿破仑”，傲慢的毕加索刚见到阿波里奈尔“惊呆了”，立刻一见如故。毕加索夫人这样说他：“很迷人，有教养，有艺术品位，多么优秀的诗人呀！他不刻意，具有孩子般敏感的心，稚气而魅力十足，不合常情，夸张，却简单、朴实。”

有一天，尼采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据说，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

战争期间，哈谢克曾住进首都布拉格的一家旅馆，在旅客登记簿“国籍”栏填上与奥匈帝国相敌对的“俄罗斯”，又在“来此何事”栏填上“窥探奥地利参谋部的活动”。警察局很快派人把该旅馆密密匝匝地包围起来，真相大白后，警察严厉责问哈谢克为什么开这种玩笑，哈谢克真诚地回答说，他对奥地利警察的效率不大放心，是想考验一下他们警惕性如何。警方哭笑不得，罚他坐了五天牢。

罗素认为，20世纪初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物是亨利·庞加莱。他曾经去庞加莱的住处拜访，他承认见到庞加莱时，“我的舌头一下子失去了功能，直到我用了一些时间（可能有两三分钟）仔细端详和承受了可谓他思想的外部形式的年轻面貌时，我才发现自己能够开始说话了”。

有一个学生在火车上认出了爱因斯坦，他问爱因斯坦：“教授，纽约在这个火车边停吗？”

杰克·伦敦许诺给纽约一家书店写一本小说，却迟迟没有交稿。书店编辑一再催促均无结果后，便往杰克·伦敦住的旅馆打了个最后通牒式的电话：“亲爱的杰克·伦敦：如果24小时内我还拿不到小说的话，我会跑到你屋里来，一脚把你踢到楼下去。我可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杰克·伦敦回信说：“亲爱的迪克：如果我写书也手脚并用的话，我也会说话算数的。”

1918年1月，勃洛克写完长诗《十二个》时说：“这一天，我确信自己是个天才。”

塔夫脱是美国历届总统中体重最重的一位，而且举手投足都显得孔武有力。有一天，他去拜访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到罗斯福所住的一个海滨别墅以后，决定到海里去冲冲凉。刚好罗斯福的一个孩子在沙滩上玩够了，跑回家来找罗斯福。“爸爸，我们去游泳吧。”孩子说。“不，孩子，现在不行。”罗斯福抱起孩子说，“总统先生正在使用海洋。”

尽管凡勃伦丝毫不注重衣着，甚至公开鄙视居家杂务，他对女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有一次凡勃伦对他的同事抱怨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你动手动脚，你该怎么办？”

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对爱丁顿说：“教授，听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个，教授，你也是一个。”“嗯，不……”爱丁顿带着沉思的神情摇了摇头。“教授，不必谦虚，大家都这么说的。”“不，我是在想，那半个人是谁。”

画家范奈莎·贝尔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发起组织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选择成员时有个标准——“不能忍受呆瓜一样的人。”一旦她们觉得某人“没劲”，就毫不客气地拒绝再邀。她们因此组织了英国乃至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团体，“在布鲁姆斯伯里，流言也有着闪光的价值”。

曼德尔施塔姆曾有多次坐牢的经历，但他认为自己天生不是坐牢的。比他成名稍晚的叶赛宁说他是天生的诗人，“有了他的诗，我们还写什么？”

当数学家拉曼纽扬病重住医院时，哈代常常去看他。哈代每次走进拉曼纽扬的病房时，总不善于恰当地开始谈话。有一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我的出租马车车号是1729，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拉曼纽扬回答道：“不，哈代！不，哈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它是能够以两种方式表达为两个立方数的和的最小数。”

泡利为人傲慢，言辞犀利刻薄，问题刁钻，且对任何权威都能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他因此得了两个绰号“上帝的鞭子”和“科学家的良知”。泡利还在上学期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演讲完后，泡利站起来说：“我觉得爱因斯坦不完全是愚蠢的。”此话一时传为名言。

1921年，年近8旬的法国作家法朗士坚持出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庆典在富丽堂皇的瑞典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行。在献词过程中，法朗士一直坐在自己的桌边“打盹”。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打盹”，他却解释说：“没有这回事，那时我没有打瞌睡，只是我听不懂瑞典语，但我知道他们在谈我——为了表示我的谦虚，我就把头垂了下来。”

赫本初登影坛，即广受欢迎。大量的报纸欣喜若狂地赞美她的美貌、活力、妩媚、典雅，人们称赞她是继嘉宝和褒曼之后的最佳女演员。许多报纸评论赫本说：“一位新嘉宝诞生了！”据说英格丽·褒曼在意大利观看《罗马假日》时，竟发出一声惊叫，她丈夫罗西里尼问她：“你为什么叫喊？”褒曼说：“我被奥黛丽·赫本深深感动了！”

卡夫卡临终时，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对医生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卡夫卡说：“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

1929年5月16日，筹备了一年多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电影奖颁发了。在1931年颁发电影奖的时候，学院的图书管理员玛格丽特看到了那个小金人，脱口而出：“它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这个奖就渐渐地被叫做奥斯卡电影奖了。这就是奥斯卡电影奖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