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围路径（第4/8页）

但是我们不要只被眼前的政治诈骗案蒙住了双眼，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骗局背后隐藏的现实问题。诈骗案只是一场意外，参与交易者不会因为一场意外而收手。官员们希望能从身穿“权力马甲”的汪直那里捞取好处，而他们只想着在官场规则中各取所需，根本无暇分辨穿“权力马甲”的人到底是真还是假。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削尖脑袋想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只要做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就可以分得皇帝的权力。这些身穿“权力马甲”的宦官下去走走，下面的官员都视同皇权代言人。如果能够巴结上，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

像假汪直这样的江湖骗子都知道口衔“天宪”，可见确实有“天宪”存在。就算有官员持怀疑态度，他也不敢站出来核实。按照正常的权力习惯，汪直这样的宦官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官员，敢证实这些是不是皇帝的意思？

如今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假冒汪直来个全国巡回诈骗？很快事情就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假汪直其实真名叫杨福，是江西人，曾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到过北京。后来，他逃了出来，想回老家。路过南京时，杨福碰到一个熟人，熟人发现杨福长得很像权倾朝野的大宦官汪直，于是杨福心生一计，决定冒充汪直骗些钱花，那位熟人就扮作他身边的校尉随从。两个“混搭”的骗子先到芜湖敲了一笔，见没有露出破绽，于是他们大着胆子沿江而下，再顺着浙江沿海南下。由于杨福在北京城混过，对朝廷礼数略知一二，所到之处居然没有人怀疑唱着双簧的二人是山寨版的。

如今东窗事发，假汪直案传至京城，轰动朝野上下，案犯自然是罪不容赦。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假汪直（杨福）被处死。

假汪直死了没几年，真汪直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宪宗皇帝身边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表演节目逗宪宗开心，他就现场表演了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装作没听见。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赶紧作匆忙躲避状，一边躲一边念叨：“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接着这位极具表演天赋的“阿丑”小太监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半真半假的笑话博得宪宗皇帝开怀一笑，可笑过之后，皇帝也发出了一声叹息。因为笑话中提到的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带兵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回朝。对汪直已经不感冒的宪宗皇帝却叫他继续御敌，但不久后，又命令军队全部撤回。之后，宪宗皇帝又派汪直到南京担任御马监，西厂也被撤销。此后汪直终老南京，再也没有回到皇帝身边。

尽管假汪直死了，真汪直也被削夺了权力。但是继汪直之后，借着东厂或者西厂、锦衣卫的名义，假充特务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嘉靖年间，竟有强盗冒充锦衣卫，到县衙门绑架知县大人的事件发生。假冒锦衣卫的强盗直接闯进滑县县衙，绑架了知县张佳胤，并索要巨额赎金。这位张知县也算临危不惧，说自己没钱，不过可以让县里的大户们先凑一凑。然后他给强盗打了个“白条”，上面写了十个大户的名字，让强盗拿着“白条”去找大户索钱。强盗不可怕，就怕强盗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的强盗，真就拿着那张“白条”找人要钱去了。实际上，张佳胤在“白条”上，写的都是县里捕快的名字。看到知县大人的亲笔文书，捕快们立即出动，强盗落网，知县脱离险境。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特务吓怕了各级官员，以至于有时候连真特务站在面前也不敢认。嘉靖四年，有锦衣卫到广东侦查，副使孙懋和按察使张祐怀疑是假的，捉住锦衣卫一通审问。等到真相大白，孙懋和张祐也就只有坐牢了。

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是他们的命运，是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已经不中用，那就需要另换看家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就会从权力的巅峰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万历拐进的死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刚过，明神宗朱翊钧就突发重病，眼看将要命不久矣。于是他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

在这次君臣见面的过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矿监到地方收矿税之事。他说，原来设矿监收矿税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大殿维修需要钱。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派出去的太监也都召回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万历皇帝是源于良心的发现，还是顾惜自己身后的声名，抑或是对因果报应的忧惧，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决定撤回矿监税使，以此来终结为害帝国多年的矿税之祸。

口说无凭，明神宗还亲笔写了一张谕旨当场交给沈一贯。沈一贯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只等第二天颁诏天下。可等到漫长的一夜过后，沈一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愤怒了。

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突然好转。作为臣子的沈一贯本应该为君王龙体康复而感到高兴，他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原来否极泰来的万历推翻了前夜自己亲手拟定的谕旨，皇帝说话不算数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贯抢先颁布出去，连续派出二十多名太监向沈一贯索要谕旨。

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官员坚决不同意，君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

这时候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多人。宦官们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好交还圣旨。

皇帝说话如同儿戏，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不同，宦官的权力格局也不仅仅限于皇宫内院。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税务部门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