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扎特”（第2/5页）

这些将莫扎特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学者中，有许多是犹太人（路德维希、阿德勒、罗伯特·希尔施费尔德〈Robert Hirschfeld〉、赫尔曼·科亨〈Hermann Cohen〉和后来的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巧合。当然，这一点，那些更狭隘地视莫扎特为民族主义者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些人中，瓦格纳的信徒——包括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最声势浩大。对他们来说，莫扎特在精神深处是个德意志作曲家，是他们的英雄的精神先导。和瓦格纳的这种联系反映在两人观念外在的相似性上，特别是他们希望触及广大公众，反对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上层阶级专属。[61]

关于莫扎特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膨胀的政治环境中赢得了广大的阵地。这种立场是由一系列出版物激发的，它们为第三帝国建立后对莫扎特的那种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诠释埋下了种子。这方面，格外重要的是1914年之前出版的莫扎特书信集，由卡尔·施托尔克（Karl Storck）、马克斯·魏格尔（Max Weigel）、阿尔伯特·莱茨曼（Albert Leitzmann）、库尔特·萨赫斯（Curt Sachs）和胡戈·莱希腾特里特（Hugo Leichtentritt）编订。这些书信集大大拓展了莫扎特的文字的流传范围。[62]这之后，在1914年出现了路德维希·席德麦耶编订的五卷本书信集——20世纪的第一部莫扎特书信的全面合集。[63]如此丰富的传记学细节让作家们能够特别关注莫扎特所表达的德意志爱国主义，而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引起了极深的共鸣。

赫尔曼·阿贝尔特首版于1919年至1921年的一部全面的莫扎特传记学研究中，有一些零星的说法能给人以上述印象。有两个例子格外说明了这种立场。莫扎特在1778年5月1日的一封绝望的信中，发誓要“竭力坚持，成为自己”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荣誉”；阿贝尔特对此评道：“这位日耳曼艺术家，在远离家乡时，对家乡及其生活方式的思念逐渐强烈而热忱地袭来，这其中有一种令人感动的东西。”[64]类似地，在序言的末段——我们应当记得它是在德国战败后写成的，阿贝尔特引用莫扎特在1785年3月21日写给安东·克莱恩（Anton Klein）的那封著名的信的末尾，关于想要在维也纳建立日耳曼国家剧院的几句话，将其作为号召团结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呼声：

这本专著出版在我们日耳曼祖国的一个非常黑暗、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其重要意义必将为日耳曼学界所感知。尽管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崩溃没有影响其在学界的领导地位，学界仍必然不得不致力于保存实力，避免疲惫和萧条。艺术和学术必将协力为日耳曼生活的智识复兴做出贡献。我们当然不可能通过不着边际的梦想或虚弱地称赞他国的成就来达到这一目标。相反，我们必须想到深藏于我们的人民身上的鲜活的知识和道德力量，在这些力量的武装之下开始重建大业。莫扎特显然对日耳曼性格有充分的认同。“哪怕有一个爱国者在主事，事情也会很不一样，”他曾经写道，“如果我们日耳曼人开始作为日耳曼人来思考，作为日耳曼人来行动，作为日耳曼人来说话，甚至作为日耳曼人来歌唱，但那就会成为德国的一个永久的污点。”这些话即便在今天仍然像明亮的号角那样响着。[65]

阿贝尔特的言论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恩斯特·莱维茨基1918年11月发表于《莫扎特学院消息》（Mozarteums Mitteilungen）的文章《莫扎特书信中显示的德意志性》（Mozarts Deutschtum nach seinen Briefen）的影响。如其标题显示，莱维茨基的文章察看了莫扎特书信中特定的一小批，首要目的就是以纯粹的德意志中心色彩来呈现这位作曲家，把他描绘为憎恶外国音乐家之影响的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而同时认可其音乐的世界性影响力。文章强调了莫扎特的信念：“他的作品在构思和具体写作方面，本质上是完全德国的，即便在使用意大利语文本的歌剧杰作中，其创作者的德国心和德国情感也总是鲜明的。”[66]接着，作者通过仔细地筛选、引用主要写于1778年至1785年间的书信，来彰显这种德国心和德国情感，作曲家本人的重要言论更用宽型字体加以强调。莱维茨基也对材料加上一些尖锐的评论，例如针对莫扎特给安东·克莱恩的那封信，他就提出，莫扎特对于像日耳曼人那样思考、行动、说话、歌唱会带来永久耻辱的那种嘲讽的爆发，是一个有理且必须的警告，因为在当时，外国人充斥着德国，特别在文化界。而德国人花了多久才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艺术并做起莫扎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所要求的事情啊！[67]

如果脱离了语境，脱离了对莫扎特如此宣誓效忠的“德国”究竟为何的任何认真考察，文中的这些引用就会把作曲家展现为一个强烈的仇外者。莱维茨基在文章结尾处另外转引奥托·雅恩（Otto Jahn）1856年发表于《新柏林音乐时报》（Neue Berliner Musikzeitung）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莫扎特生平事件，更有力地加强了这种印象。这一事件发生于1789年，讲的是莫扎特在柏林和大提琴演奏家让—皮埃尔·杜波尔（Jean-Pierre Duport）的一次不快的交锋。杜波尔请求莫扎特用法语和他说话时，莫扎特拒绝了，据传他当时说的是：“一个在德国住了有些年头、吃着德国饭的外国小混混也应该能够说德语，无论他的法国嘴巴有多适合或多不适合这种语言。”[68]

和阿贝尔特为《莫扎特传》写的序一样，莱维茨基的文章出现在战争结束、政治极不稳定之时，也不是巧合。尽管这样的文章仅在一小群专业读者之间流传，但它如果发表于1933年之后，其计策、情感和学术手段也不会格格不入。

莫扎特：德国人还是奥地利 人？

在纳粹掌权后民族复兴的气候中，谈论任何文化和历史方面的重要人物，都必须把他们的德国爱国主义放在中心位置。因此，可以预见，由莱维茨基专门选出并进行仔细研究的书信将得以广泛流传，任何地方主打莫扎特作品时也都会加以强调。因此，几乎所有关于莫扎特的书写——无论在音乐厅还是歌剧院节目册中，在新闻报道还是音乐学刊物中——都回响着同样的情感，强调莫扎特明确宣扬的对祖国的爱。[69]

有大量冗长的重复性材料，本质上说的都是同样的民族主义莫扎特观，即“一战”以来的莫扎特文献已经坚实地建立起来的观念。与其察看这些材料，不如看看纳粹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用莫扎特的德国性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那要有用得多。一个早期的目标是破坏奥地利共和国的独立，为德国和奥地利最终的合并铺路。在这方面，莫扎特的遗产被用作攻击奥地利人的文化宣传武器。当时奥地利人依然认为莫扎特是他们自己的作曲家。萨尔茨堡音乐节因其当时正被犹太人的利益所主导，对纳粹来说格外麻烦，这在纳粹看来是对莫扎特德国精神的背叛。纳粹上台后，几乎立刻就开始破坏音乐节的生存状态。在另一件事上，当局甚至可能受到比利时警方举动的鼓舞而对萨尔茨堡展开攻击。纳粹的隔离主义文化政策严重限制雇佣外国人，比利时警方对此作出回应，在1933年5月禁止马尔默迪（Malmédy）和圣维特（St.Vith）上演《费加罗的婚礼》。这一措施间接承认了莫扎特是德国人。[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