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4/7页）

爱因斯坦的《莫扎特》中，“爱国主义和教育”一章包含了看起来和纳粹立场针锋相对的段落。纳粹认为莫扎特卷入政治颇深，并明确持德国爱国主义立场。爱因斯坦在前四页质疑了这一说法。他开篇第一句就认为“莫扎特对政治不感兴趣”，毫不避讳地挑战那些在纳粹德国绞尽脑汁地把莫扎特政治化的人。根据爱因斯坦的叙述，莫扎特没有一丝奴颜婢膝，相反，“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人士”，他对任何统治者和赞助人都不卑不亢，也不依附。[342]

就莫扎特的德国爱国主义这一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莫扎特交游广泛，眼界不只是“超越了阶级的界线”，也超越了国家的界线。他承认莫扎特可以“在特定情境下变成德意志爱国者”，甚至还引用了被纳粹在莫扎特文献中广泛使用的那封1785年致安东·克莱恩的著名信件。但是，幸运的是，他的“爱国主义呼喊”没能阻止他写出《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同样幸运的是”，莫扎特从未写过一部爱国主义的德语歌剧——不像伊格纳茨·霍尔茨鲍尔（Ignaz Holzbauer）就写了《施瓦茨堡的京特尔》（Günther von Schwarzburg）；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放弃了把另一部爱国主义剧本《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皇帝》（Kaiser Rudolf von Habsburg）写成歌剧的计划。在这方面，莫扎特“超国界的、人性的德意志性”与“他同时代人的廉价德意志沙文主义”大相径庭。[343]

爱因斯坦也探讨了莫扎特和父亲利奥波德的几次值得注意的讨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父子二人都全心认同的一点：对“军国主义的强烈反对”。爱因斯坦引述他们通信中的几次对国家向军国主义转变的全然憎恶，并忖度着“莫扎特父子对19、20世纪因这个‘罪恶种族’不可救药的愚蠢而导致的军国主义化会有什么感想”[344]。

爱因斯坦编订的莫扎特乐谱版本，以及与保罗·希尔施合作编辑十首著名的弦乐四重奏

除了写作以外，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还参与编辑莫扎特的作品。例如，1936年，维也纳的环球出版社就发行了他考证重建的《钢琴与乐队回旋曲》（K.386）总谱和双钢琴改编。这部作品和《后宫诱逃》大致在同时期创作，之前不为人知。爱因斯坦此前察看过这部作品在大英博物馆的不完整手稿和藏于纽约州罗彻斯特的西布莱音乐图书馆（Sibley Music Library）的零散几页，以此为基础进行重建。他不得不为缺失手稿的几个小节重新配器，但他对莫扎特原谱所做的唯一改动是把第238小节拉长到两倍，以呼应此前相应段落里莫扎特本人的做法。[345]

爱因斯坦很可能是1935年到1936年在维也纳长居时和环球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此曲的合同。在同一个时期，他和另一个维也纳出版商赫伯特·莱歇纳（Herbert Reichner）建立了合作关系。莱歇纳的专长是复制作曲家手稿的摹本。在奥地利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莱歇纳出版了三册此类摹本，全是莫扎特的作品。其中一册里，爱因斯坦以手稿为基础，为歌曲《紫罗兰》（K.486）撰写了三页评述。该曲手稿由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拥有。

爱因斯坦在这段时间里编订的其他作品还包括《长笛四重奏》（K.285a），1937年由流亡出版商马克斯·辛里希森在伦敦出版，以及《埃及王泰莫斯》的两段间奏，1940年由纽约的音乐出版社（Music Press）出版。此外，爱因斯坦为一部更有争议的作品写了序言，表示支持。这部作品是1941年由席尔默出版社出版的《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完全是伪作，对它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是纳粹德国难民的合作成果。[346]伟大的大提琴家艾玛纽埃尔·弗伊尔曼（Emanuel Feuermann）想为有限的大提琴协奏曲曲库增加一首18世纪的大作品，流亡指挥家乔治·塞尔就为他改编了这部作品。它实际上有两个来源。首、尾乐章改编自《D大调长笛协奏曲》（K.314），中间的柔板乐章移植自《嬉游曲》（K.131）的柔板乐章。爱因斯坦很清楚这种做法会冒犯纯粹主义者。他坚定地支持这部改编作品，将它看作“一位莫扎特的热情仰慕者和真正的音乐家为弥补莫扎特没有创作大提琴协奏曲的缺憾”而做的尝试。他举了三个无可辩驳的理由：第一，莫扎特对大提琴比对其他乐器吝啬得多；第二，作曲家本人对把作品改编成用其他乐器演奏的版本并无疑虑；第三，莫扎特在1783年为维奥蒂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加了一个新的慢乐章。对爱因斯坦来说，“这部‘新的’大提琴协奏曲是纯净的、未玷污的莫扎特”[347]。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编订的莫扎特十首著名四重奏的乐谱版本就不需特别的辩护了。这套乐谱是和保罗·希尔施合作的，1945年由伦敦的诺维洛出版社出版。由于大英图书馆收藏了希尔施的档案，我们得以通过爱因斯坦和希尔施留存的通信来追踪这个合作项目漫长的进展过程。这些信在几个方面有所启示。除了详细探讨有关莫扎特音乐和谱面的许多问题以外，这些信也让人看到他们对流亡德国人所面临问题的个人见解；其中，爱因斯坦对一些前同事的言行越来越感到痛苦，他认为他们在处理和纳粹的关系时背叛了他，表现出道德弱点。

如前文所述，爱因斯坦和希尔施的关系始于他在1932年访问了后者的图书馆。两人对莫扎特都有着炽烈的爱。希尔施不仅为自己的图书馆收集了大量这位作曲家音乐的早期版本，作为业余小提琴手，他也积极地参演他的室内乐，以此为乐。两人合作编订弦乐四重奏可靠版本的想法可能产生于1933年爱因斯坦离开德国之后。1934年3月24日，希尔施从法兰克福给当时正在伦敦的爱因斯坦寄去了莫扎特几份手稿的照片，包括弦乐四重奏的草稿。他在信中说，编订十首四重奏，或至少六首题献给海顿的四重奏，是“非常美妙”的想法。希尔施自己的出版社此前有限地出过几次特别的乐谱版本，但他坚称接不了这个项目；与此同时，他第一时间联系了骑熊人出版社（Bärenreiter Verlag），告知这个想法。[348]1934年4月6日的信中，希尔施答应和他们共同的同行约翰内斯·沃尔夫（Johannes Wolf）教授讨论编订新版四重奏的提议，同时再次希望骑熊人会愿意出版。

希尔施可能到一年之后才有机会再次告知爱因斯坦项目进程。1935年3月17日，他告诉爱因斯坦，已经和骑熊人出版社的卡尔·弗泰勒（Karl Vötterle）联系过，讨论了给爱因斯坦500到1000帝国马克报酬的可能性，涵盖总谱、分谱和详细评注。然而，反犹主义风起云涌之时，让一个德国出版社和由两个知名犹太人发起并合作的项目签订出版合约，可能性越来越小。[349]此外，希尔施感觉到，如果他想保存自己珍贵的乐谱收藏，恐怕也得离开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