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与“士大夫精神”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学界探讨西方“贵族精神”者渐多。在西方,“贵族精神”是有专指性的——第一须是有贵族身份的人;第二在国家义务方面是恪守责无旁贷的人;第三在言行方面是能遵循贵族教养的人。

而在当时的中国,“贵族精神”每被反解为“精神贵族”;“精神贵族”又每被狭释为“文化贵族”,而一个被视为“文化贵族”的人,对于民间则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会是一个讨厌的人。

在西方,贵族人物是否具有贵族精神,主要以第二条而论,第三条属于小节,并不求全责备。

在中国,被学界奉为“精神贵族”的古代人物,大抵是文人(严格地说是诗人),如李白、陶渊明、“竹林七贤”。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乃因——在大多数封建历史时期,大多数的未入仕的文人,实际生活境遇并不太好。最低的时期,地位排在娼的后边,仅在丐的前边。所以,古代的中国文人从不曾有过什么贵族精神,想要为国效力,通常也不受待见,一厢情愿而已,便只能在文化上自标清流,在言行上特立独行,以证明精神上的高蹈。

李白是有点儿“文化贵族”范儿的,因为他一度曾像西方的贵族一样,获得着皇家的恩赐的“津贴”。

俄法战争中,两国都阵亡了许多贵族人物及其子弟;“一战”中,俄德两国的军中贵族子弟也牺牲多多;“二战”中,苏、英两国的前线指挥官中,贵族人物也不少。英军中多于苏军中。本应苏军中更多的,但战前被杀者众,剩下的反而少于英军了。

中国文人阶层,总体上缺少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历练,阳刚之气只能体现于诗文,也就从基因上难有西方所言的“贵族精神”。

据史家言,春秋时,各国贵族阶级都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勇,尚勇成风。

那算不算“贵族精神”呢?

窃以为,即使算,也与西方的贵族精神不是一个概念。

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伯爵因战前患病,身体虚弱,本是有理由不上前线的,但他坚持带病参战——这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他参加的不是征服战而是国家自卫战。

彼埃尔男爵,因为近视,没被批准入伍。但他寻找到了一支枪,在法军进入莫斯科后,打算进行一个人的抵抗战争。他甚至有机会瞄准了拿破仑,可一枪毙其命。却没扣扳机,感到了暗杀者的羞耻——这也是贵族精神的体现。

法军大败,许多士兵在严寒之季逃陷于湖中,生不如死。拿破仑给库图索夫留下一信,信上有言:“看上帝分上,怜悯我的士兵。”库图索夫对送信的法国下级军官说:“请你们的皇帝放心,我一定照办。”遂下令,不许屠杀法军,对他们要尽量救助,放他们回国……

在美国进行独立战争时,年轻的法国侯爵拉法耶特不顾法国国王的禁令与英国的威胁,男扮女装,秘密赴美,以志愿者身份参战……

但中国文官阶层代代相传的“士大夫精神”,却是有几分像西方的“贵族精神”的。彼们的“贵族精神”其实是文化启蒙运动之后才较明确提出的精神概念,显示与时俱进的意味。中国的“士大夫精神”,那时作为一种阶级精神已存在两千多年了。

韩愈之《论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谏”的精神的体现,亦是后来所谓“士大夫精神”的佐证——唐宪宗为迎佛指,举行隆重的礼佛仪式。上行下效,致使长安城内,王公士庶,争相破财,互竞信佛之诚。民间有废业当宅,烧顶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于是上表反对,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听的话——宪宗认为是那样,怒甚。若非大臣们相劝,几乎杀了韩愈——但这种“谏”的精神,说到底是“忠”的表现。

而西方之“贵族精神”,骨子里是骑士精神的演变。它并不强调对君主的忠,只恪守对国家命运的责任。从社会伦理层面讲,则更强调正义感。若非以“忠”论,他们倒是常以忠于友谊,忠于所爱的女子为荣;两者内涵很不相同。

又,贵族在朝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后,于私人关系中,则仅以志趣相投为交往准则。

而在中国的古代,贵族之间,往往文不习武,武不恋墨。

所以,西方的贵族若觉尊严受辱,动辄决斗。政府虽三令五申,却长期难禁。明知那么做犯法,也还要偷偷地那么做;宁肯那么做了以后逃避国外。

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为,在西方贵族中是绝不会发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现的差异,由来久矣。

从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没提升,反而在王权、皇权的高压之下越来越沦落,每每自甘委琐——孝武帝时,其宠妃亡,文臣纷作悲词哀诔,以证明自己心里疼着皇上的疼。皇上甚至当朝对某大臣说:“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于是该臣“应声号恸”,捶胸顿足,涕泗交流。又让一个大臣哭,其哭若丧考妣,极哀之状不让前者。更有文官中文名优上者,奉诏为皇上作缅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时缓压。若在春秋时期,那等诗文显然会归于“颂”的范畴。

姑且不论西方诸国有无那样的皇帝;西方的历史中断无那等为臣的贵族,却基本上是事实——在中国的古代,所谓“士大夫精神”,乃是皇帝、王室允许有才有,允许有多少才有多少,不允许有则完全不可能有的“精神”。

而在西方诸国的古代,“贵族精神”是不受王权左右,而受教皇支持并赞许的一种“精神”,是较为独立的一种阶级思想——皇帝也不敢轻意亵渎。因为在教廷看来,皇帝也只不过是第一等级的贵族代表人物而已,也须以贵族原则律己。

中国的当代文化知识分子,其实不必学什么西方的“贵族精神”,也不必学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阶层属性不同,无的放矢。

若能将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在当代发展几分,便很有理由自尊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