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文艺品质

看《诗经》,估计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国风”部分颇引人入胜;“大雅”“小雅”也能助人对古代的种种祭祀活动多一些想象的依据;至于“颂”的部分,委实没甚意思,浏览几首,放书也罢。

全世界的古代,于诗歌中皆有“颂”的部分,古埃及、罗马、希腊在此点绝不逊于中国的古代。帝也罢,皇也罢,王也罢,只要他们有被“颂”的心思和要求,“颂”的文艺现象就会油然而生。

汉武帝要兴建天地祠,宠臣李延年便奉旨创作乐章,亲自演唱。仿佛颂天颂地,实则句句着意地颂武帝。武帝一高兴,又封了他一个新官职叫“协声律”,等于朝廷第一大音乐家,专抓全国“颂”的文艺的开展。

“颂”诗虽然没什么文学价值,但却有史学价值,可供当代人研究,古代是怎么实践礼乐制度、仪式的状态是怎样的。这种研究,不但可使古代文艺史更趋翔实,也有助于丰富今人对“封建”二字的全面了解。

对“颂”之文艺也要一分为二。有的皇帝极有自知之明,并不以为自己确是“真龙天子”,而且确使国泰民安成为了一个时期的事实——如古罗马的一位皇帝奥勒留,不但是皇帝,还被视为柏拉图之后的心灵哲学家。曾子所言的“吾日三省吾身”,他几乎也是那么做的;如中国汉时的孝文皇帝,三拒登基,当了皇帝是不得已之事。既然当上了,于是躹躬尽瘁;他亲自耕作,改革田赋,引导百姓振兴农业;他废除了以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为惩罚手段的肉刑;他不仅自己衣着简朴,连对自己最爱的夫人也要求严格,不许她用带有绣花图案的布匹做帏帐……

偏偏像奥勒留和汉文帝这样的皇帝,特别反感对自己的歌功颂德。若民间产生对他们歌功颂德的文艺,肯定便是真情表达。奥勒留对人民的爱心对自己要求的从严是有证据的,古罗马史中有着较翔实的记载。汉文帝是否真的那样,无据可查,我们只有相信司马迁了——但愿他没骗我们。

胡适评《诗经》,对“国风”部分极为欣赏,对“颂”的部分十分轻蔑。

文艺之“颂”,若产生于民间与产生于文人笔下,情况每每大不相同。产生于民间的,可曰之为“自然表达”,产生于文人笔下的,多半是取悦创作。那样的文人,也多半是李延年之流。

《诗经》中体现家国情怀的,《载驰》最动我心。许穆夫人是卫宣公的女儿,许国国君穆公的妻子。北方游牧民族发兵进攻卫国,卫军全军覆没,卫国灭亡。许穆夫人听到这一噩耗,仅率小众随从,乘车风尘仆仆,日夜兼程赶往卫国。许穆公出于担心她的安危,派大夫们追赶,劝其勿往。而她意志决绝,一往无前,于是便有了《载驰》。

一般而言,男人只有一家一国。但女人不同,嫁入别国的女人,意味着有了两个家,两个国。任何一边国破家亡,都会使不冷血的女人肝肠寸断,正所谓手背手心都是肉。所以,《载驰》这种女性家国情怀的强烈表达,并且表达于马狂奔、车剧颠的途中,表达于被围阻力劝的情况之下,使文字具有跃然纸上的画面感、场面感和互不相让的对峙的冲突性。

“国风”部分收入了数篇女性题材的诗,证明《诗经》的编汇者们,在当时关注民生的眼是投向了女性的——这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文艺工作者”们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即文艺自觉,文艺本能。

还要提一下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古代的文艺自觉肯定不够。他的心思太集中于古代是否有白话文学现象这一点了,因为他的写作初心更在于此。并且,他点评到《诗经》中的底层民歌现象时,批判的是相对应的文人文学,士大夫文学;这种概念,也是不严谨的。文人不都是士大夫,文人和文人是不一样的——“国风”中的诗,不都是文人润色、整理、编汇的吗?不是他们当时那样做了,今人又依据什么说长论短呢?正所谓,传唱者唱的是情,编汇者有拳拳心。

《氓》反映的是底层妇女的一己命运,小家悲哀;《载驰》反映的是战乱时期一国之“第一夫人”的族间亲情,国家命运,亦所谓天火遍野,人皆生灵,人皆刍狗。此亦是情,彼也是情;小亦家也,大亦家也——超乎阶级的同情,乃博爱也。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有此理念,一视同仁,难能可贵。

许多当代的《诗经》注释者认为——《载驰》的作者为许穆夫人自己。根据是,诗中频现“我”字。

窃以为,这是不对的。

该诗不可能作于许穆夫人出发之前,那与诗的内容不符;也不可能作于归来之后,时过境迁,情绪已变;更不可能作于被围阻的途中,哪来的作诗用具呢?须知当时还是竹简时代。是否是现场所唱呢?那也太秀了点,把内心想法直接说出来不是更符合常情吗?

卫国之亡,当时也算是“重大国际新闻”了,虽然传播方式落后,但因国与国间距离短,所以口口相传,也会很快成为“天下”尽知之事。而许穆夫人赴卫之举,肯定具有后续“新闻”性。也许,在其被围阻的途中,目睹了那情形的人便有一些,如脚夫饭妇、樵父猎户。那么,事情必然不胫而走。民间“文艺家”同情之,理解之,感动之,敬佩之,于是创作了《载驰》,以颂扬她的家国炽情——“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此种勇往直前的气概体现于女性,是足以令一切人发自内心地叹服的,于是不会纠缠卫国的“窝里斗”是多么令人嫌恶,它的亡有几分是自酿的。生于春秋时代的人,对于各国的“窝里斗”现象,早已司空见惯,麻木了。

《载驰》是那麻木中冲击人心的女性行为,故也可以说是“国风”中的绝唱。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正在成为文学新景观——毫无疑问,其端点非“国风”莫属。

苍生之“离骚”,民间之“史记”——此乃“国风”的不朽价值。至于“雅”“颂”的内容,完全留给专家学者去关注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