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苏区的炼成（第2/3页）
历史运行真是十分复杂，正因为毛泽东、朱德等的出色表现，使赣南、闽西苏区成为中共活动的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到来，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权威。对于毛泽东而言，确实难免会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实际上的接管中央苏区，首先是由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所决定，在这方面，个人或团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各个苏区的发展固然包含着领导人的天才创造，但毕竟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与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不能分开；另外，中共中央到来前，中央苏区在肃AB团等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领导威信其实已经受到影响，黄克诚回忆其与红军干部何笃才间的一段经历，颇值参考：
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
除了新中央与老干部之间的冲突外，中共中央到来后，即就活跃于第一线的领导人而言，当时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远未形成，领导者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的掣肘现象常有发生。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就抱怨：“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21]即使是被认为同处留苏阵营的张闻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没有相互角力，张闻天后来曾谈到他和博古此一时期的分歧，认为：“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22]广昌战役后，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也有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23]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24]
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这些问题还不明显，而且苏区正处于其发展的高峰期。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首次在红军中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也不吝美言，赞誉其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25]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在江西处于守势，红军乘机在赣中、赣东北一带积极活动，扩大苏区范围，中央苏区疆域进一步扩大，跨有闽赣两省数十个县。到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在江西达到极盛，除占据赣南一半以上地域外，北延到南城、黎川地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
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壮大，人才空前集聚并拥有了中共中央机关的中央苏区领导层当然不是毫无作为。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中曾写道：“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东西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错误之中把自己坚强起来，我们更应该坚持这种服从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确态度。”[26]这一判断在苏区时期其实同样适应。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在苏区发展壮大中表现的卓越才能超乎于包括博古在内的中共中央许多人之上，但不能认为苏区建设就一定会由于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而升降。中共中央进入苏区后取得了一些值得列举的政绩：1933年，在连续两年歉收后，中央苏区迎来了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产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泽东1933年对才溪乡的调查展示的虽是比较好的状况，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27]虽然收成的好坏和自然气候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土地明确归农户所有等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同时，中共中央在经济、劳动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军队和地方的正规化建设由于中共中央的到来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对军队基本战斗技能培训明显加强，红军将领深切感受到：“射击技能之不够在过去成为部队普遍的现象，而这次战斗中射击技能之进步并成绩确有不可抹煞之事实。”[28]
中共中央到来后，随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人员的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空前发达。各种杂志、报纸纷纷创刊，反映着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舆论批评的气氛尚较活跃，并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认识中央苏区的珍贵史料。在肃反问题上，虽然肃反扩大化趋势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变前后的严重肃反错误已被纠正，党内的所谓“残酷斗争”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组织上的措施明显比此前谨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对象罗明，也没有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大批干部的到来也使监督体系和民主决策有了一定的发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正在加强，干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制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这些，代表着苏维埃政权军事、政治上不断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中共中央作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完全抹杀。所以，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29]这一说法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