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

无论是毛泽东所言“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发展”，还是陈诚说的“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都注意到了革命发展中的地域因素。确实，一个正在成长当中、尚处弱势的政治力量，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夹缝中求取生存、发展，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中央苏区的生存发展之路，离不开这一政治通律。

可以看到，在中央苏区生成的过程中，恰逢国民党内部先后展开蒋桂、蒋冯及中原大战，南京中央对远在赣闽边界的中共武装几无余力顾及，只能依靠地方部队尽力遏制红军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央苏区初期得以迅速成长的最重要外部条件。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中央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全面“进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击败国民党的数次“围剿”，显示了红军灵活机动战术的威力，而在这期间，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赣南、闽西独特的地缘政治也对“围剿”和反“围剿”进程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

1930年底到1931年5月，国民党军先后发动对中央苏区的两次“围剿”，均遭失败。连续两次败绩，使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1931年6月22日，蒋介石亲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信重将领也首次出现于“剿”共战场。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则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6月下旬，蒋介石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地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确定为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路进击军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261]7月初，何应钦和陈铭枢部分别从南丰、吉安出发，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262]6月22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箭在弦上时，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方面又认为：

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263]

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会如此之快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形势势必影响到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5月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宁粤冲突发生后，由于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初看来，似涉行险，但细细分析，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264]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265]

更重要的，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66]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在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即为“剿共”，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已经在政治上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267]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指出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

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