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宣传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

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福建在全国都不属于教育发达地区，以江西为例，该省1930年代全省县教育经费尚不及江苏两个大县教育经费之和。1929年的数据显示，江西儿童入学率在全国居第26位，初等教育经费居第18位，每人负担初等教育经费比居第25位，均在全国平均线以下。[107]赣南、闽西在两省中又都属于偏僻、贫穷地区，教育基础更差。

在中共的革命话语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武装革命、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场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因此，对群众宣传革命理念，改变苏区民众教育文化落后状况，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对宣传鼓动向来十分重视，曾任粤军香翰屏部参谋的李一之深入观察中共宣传活动后发现：“全部红军有整个的宣传计划，各部队红军皆能取一致之步调，同一之意思，划一之口号标语以为宣传。”“共匪所至，字迹不拘大小优劣，必在墙壁遍涂标语，或标贴文字宣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至其对俘虏对民众等亦能尽量宣传”。[108]中共的宣传有的放矢，用心缜密，陈毅曾举例加以说明：“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需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109]

标语口号简单直接，明白易懂，视听冲击强烈，对文化水平不高人群宣传效果好。曾被红军监禁的外国传教士回忆：“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110]国民党军占领后进入苏区的调查人员也发现，红军标语“满坑满谷，随处可见。而国军到时，则每于标语相当之处，涂改数字，以为国军之宣传焉”。[111]一个是书写不厌其烦，一个是涂抹都敷衍了事，国共两党宣传、办事用心程度的差异，于此真是昭然若揭。

在苏区内部，中共更将宣传和教育相结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开始实施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积极引导青年劳动群众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示：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之权归苏维埃掌管，“政权组织教育机关与宗教事业绝对分开”。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中共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不减。1933年4月，中央教育部发布第一号训令《目前的教育任务》，指出苏区文化教育的任务，是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思想旧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同年7月，中央教育部发布训令，强调：“在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112]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中共在教育方面的努力，颇令蒋介石折服，他不无心仪地谈道：

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113]

不过，如果深入观察中共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可以发现，蒋这段话其实并未真正发现问题的关键，苏区在教育上的投入经费并不像其想象的那样多。湘赣苏区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一年中，共支出252612元，其中用于教育的经费为275元，只占总支出的1‰强。[114]就这一点而言，远远无法和同时期国民政府3%左右的教育支出相比。中共开展教育的主要思路是利用民间力量、民间财力办教育，学校经费“原则上或由学生自纳，或由人民捐款”。同时大力提倡因地制宜、节省办学：“黑板常利用祠堂、庙宇之牌匾，加以刨平，涂以光油；或即就壁上刷黑一块。灯油粉笔，由学生自备。”[115]

因为教育的目标更多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宣传，中共对教育普及的重视远超过正规的渐进教育。在当时背景下，加强基础教育是迅速提高苏区人民文化水平相对现实可行的道路，因此，小学教育最受中共重视，苏区实施的五年义务教育以推广小学教育为目标。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特别对教育部门在小学教育上的失误提出批评，认为其“对于组织小学教员的问题上，没有系统的工作”，[116]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小学教育的管理、发展。为稳定、发展小学教育，1934年2月16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小学教员优待条例》，明文规定小学教员的生活费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同等，并同样享受群众帮助耕田和减纳土地税、免费治病等待遇；城市没有分田的小学教员，可给以其他物质上的帮助或资助其家属；小学教员每年给奖一次，连续取得第一等奖金两次者，按年增加原有奖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努力，中央苏区小学教育发展相当迅速。1933年底，江西、福建、粤赣3省的2931个乡中，设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的多数进入小学读书，兴国儿童入学率达到60%。[117]红军离开苏区后，1935年，由国民政府福建教育厅组织的视察注意到：“劳动小学，长汀一县，有三百余所。在小学课程，更注意课外活动，其目的都是注重关于守哨、侦探、放哨等工作。”[118]

和重视小学教育的出发点一样，为提高苏区民众文化水平，加强宣传效果，在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苏区开展社会教育势在必行。1933年底，苏区共设有夜校6462所，受教成人达94517人，尤其是“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119]扫除文盲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各乡均要求组织识字团，由文化委员负责，“编十人一小组，设组长一人，三日召集组长前来教以三二个字，再由组长教各团员，并写字绘图在黑板或大纸上布置在通衢大道”。[120]据兴国高兴圩黄岭乡报告，该乡设有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之下有识字班——全乡九十多班，四五人组一班，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女都加入”，通过努力，“现在七岁以上的男女都识得字”。[121]同时，各地广泛设立俱乐部、书报社，“各乡至少要组织一个，乐器向民间搜集及政府购办，大村庄尽可能订新报，其油火由政府供给”。[122]在苏区工作中走在前面的兴国，“全县列宁小学有四百八十余所，夜校一千余所。经过这些文化机关，连续不断的提高着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教育着广泛的文盲的劳苦工农，所以兴国群众对于革命的认识比较的更深刻，对于斗争的参加也比较的更勇敢更坚决了……现在党团员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十以上，并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代表制”。[123]根据国民党方面收复苏区后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