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

1.国民党军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从1930年代初开始，国共间连续展开数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屡战不利，这其中，有着国内外多重方面的原因，但失利的阴影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共不得不予正视。失败的痛苦使蒋痛切意识到：“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人家死中求生，拼命牺牲努力！我们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似乎是要从生中避死，实在是死中不知求生！”[1]在他耳提面命下，国民党内部的自我反省和对中共的研究明显加强，有关的研究、反思文献不断出笼。他们强调：“事实告诉我们，认定现在江西的土匪，与历史上的土匪是一样的容易消灭，这未免忽略了他的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要是以为他怎样了不得，却又未免自减锐气。”[2]其对中共的性质、力量和发展有了相对较为平心静气的估计。当时中共方面在接触到国民党这些研究成果后，敏锐感觉到“敌军屡受挫败之后，于战略战术上得了不少的进步”，断言国民党军此后的“‘剿共’计划，更见进步，更见周密，是可以预料的”[3]。

国民党军的这种反思、检讨在1933年开始的庐山训练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决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编，计划先精简编制，然后“轮流抽调三分之一的官长到后方，加以特别训练。大概每个官长训练半月至一月就行，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之内，全部官长训练好了，等到九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新编练的十六、七个师，照正式计划，来向匪区进剿”。[4]1933年7月1日，南昌行营发出电令，指出：

土匪盘踞赣南，日形猖獗，迭经痛剿，未着特效。推厥原因，实由各部队中初级军官之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亟应严格训练，注入剿匪特要之学术科，以增进剿匪之效能。兹在庐山设立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分期召集各部队中之中初级军官赴该团训练。[5]

根据这一思路，1933年7月军官训练团在江西庐山开办，到9月先后办了三期，受训者达7500余人。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6]

对应着蒋介石关于“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耳提面命，树立各级长官的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以拉近和中共在这方面的距离。训练的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7]经过整训，国民党军队面貌确有所改观：“十一师自受创后到抚州补充训练，前师长萧乾以复仇雪耻为号召，提倡刻苦作风，到各连队与士兵同生活起居。为了练习长途行军，萧以身作则，脚穿草鞋，脚底抹了桐油，以作标榜。六十七师师长傅仲芳的行李只有半担，经常穿旧军衣，军中有伙夫头之称。霍揆彰、李树森等行军时都背米袋。”[8]国民党军的这种改变，作为其对手的中共方面感受最深，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近半年后，经过往复交手，周恩来深有体会地写道：

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9]

同时，训练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这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曾经多次兄弟阋墙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10]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11]这和他长沙被打下后仍称“长沙虽失，共犯实癣疥之疾耳”，[12]以及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13]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1933年6月，蒋在南昌主持召开“剿共”军事会议，通过军事、谍报、宣传等“剿共”方案，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仍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14]“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15]

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修筑碉堡和大量设岗设哨，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我们不仅在土地方面，经济方面，武器方面，军队方面的力量，统统超过他们几倍，乃至几十倍几百倍，就是专就壮丁的人数讲，可以说我们的补充无穷，而他们除了现存的这五六万人以外简直就再也没有了！”[16]“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17]用心既狠且辣。

与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相应，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18]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19]蒋介石在对参加“围剿”部队讲演时再三强调：“无论行军宿营或作战，也无论在匪区或非匪区，一定要随时随地，格外谨慎小心，严密防范，搜索，警戒，侦探，连络，和做防御工事，这几件事情，不可一刻懈怠。”[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