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

（1）人力资源

由于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作战方针，而中共面对国民党军的堡垒策略和压迫式战法，选择了留在苏区的应战之路，这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消耗战不可避免。对于一场双方在战略上已没有多少悬念的战争而言，战争资源对双方胜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虽然，中央苏区经过数年的发展，已拥有一定规模，但当国民党开始从战争资源上寻求突破口时，中共占据的一隅之地和有限资源仍然无法真正与南京政府抗衡。中共自己在当时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1]而其高级干部在日后也谈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2]“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3]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南京政府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保证其兵力来源无忧，而中央苏区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中央苏区的人口，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1932年上半年，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剿共”军事全面收缩，中央苏区空前发展，据此时中共方面的报告，江西苏区“居民有二百四十五万以上”。[4]不过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从区域角度看，当时整个赣南区域（即今赣州市辖区）人口为200多万，属于中央苏区者占面积一半左右，估计人口在百万以上。同时苏区面积还延伸到赣中、赣东一些地区，这里有数十万人。两者相加，江西苏区人口应在200万人以上。如果分县细加衡量，根据可以搜集到的材料看，江西几个主要苏区县宁都、瑞金、广昌三县苏维埃革命前人口分别为322480、310000、110000人，[5]会昌县215406人，[6]这四个县共有95万多人。但应该注意的是，苏维埃革命开始后，这里的人员变化很大，1932年5月的统计，宁都为204651人，瑞金、会昌均为24万余人，[7]宁都、瑞金均大幅减少，会昌有所增加。红军长征后的统计分别为161240、200000、68000、154404人，[8]仅相当于革命前的50%、64.51%、61.82%、71.7%。以长征后总人数除苏维埃革命前总人数，三县长征后总人数只相当于革命前的60.9%。这些伤亡有些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产生的，第五次反“围剿”前如以80%计，上述四县人数为76万余人。1930年代石城全县人口13.6万余人。[9]于都境内并存着两个县，胜利县人口15.33余万，于都县人口19.1余万。[10]赣县苏区人口近20万。万泰8万人。这几县相加也为76万。再加上信丰（1932年底的报告苏区人口为31300多人[11]）、永丰（苏区、半苏区人口110200余人[12]）、安远（1928年安远县共有人口175720人，1935年安远人口116062人[13]）、宜黄、寻乌、南丰、黎川等部分苏维埃化的县份，将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江西苏区人口定位于200万人以上应属适中。

在江西苏区空前扩大同时，1932年由于十九路军入闽，红军在福建采取收缩战略，闽西苏区面积有所缩小。1933年6月，红军组成东征军入闽，改变十九路军入闽以来红军在闽西的防御和被压缩趋势，苏区面积又有扩大。闽西苏区基本区域为长汀、连城、永定、建宁、泰宁、宁化、上杭、武平等数县。迄未发现苏维埃时期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根据1940年的统计，闽西数县人口是：长汀195000人，连城104999人，宁化121488人，武平152471人，上杭193837人，龙岩136930人，清流56143人，永定166714人，明溪34942人，建宁56856人，泰宁47737人，这些县人口总计1267097人。[14]据1947年的统计，闽西数县人口是：长汀198200人，上杭196188人，永定171486人，龙岩141632人，武平141125人。[15]两个数据比较，相同的县份人口仅有缓慢增长，1940年代初的数据虽可能比之苏维埃时期略高，但还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上述县份除长汀、上杭等外，辖境不完全属于苏区范围，另有部分苏区地域不在上述县份。出入相抵，闽西苏区总人口当在百万左右。闽西苏区的人口数据，还可从区域面积人口数加以推算。闽西地广人稀，1926年人口密度为82人/平方公里，1935年下降到56人/平方公里。[16]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这个数据应该会高一些，以此和闽西苏区万余平方公里的实际面积相乘，得数也在百万左右。江西、福建两苏区人口总计仅过300万之数。[17]

有限的总人口背后，还有不能不正视的人口比例的失调。苏区建立后，经过连年“围剿”与反“围剿”的征战，青壮年资源损失巨大。当时有材料显示，经过累年的输送军队，1933年初中央苏区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8]为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又大举增兵，1933年5月，江西扩大红军26520人，兴国一县即达5638人。5月至7月，总计扩大红军约5万人。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出现重大人员消耗，虽然兵源已十分有限，红军仍不得不继续增兵。自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总人数为112105人。其中1933年8月扩大6290人，9月扩大5868人，10月扩大2214人，11月扩大1958人，12月至1934年1月扩大23258人；1934年2月扩大5865人，3月扩大3344人，4月扩大2970人，5月扩大23035人，6月扩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扩大2457人；其他扩大5467人。[19]这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等，除去不能参加红军的地主、富农及病残人员，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国民党方面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临川、南城、南丰等县壮丁人数均不及全体人口的20%，南城只占15.49%，[20]这些只是苏区的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的比例更低。兴国第二区第一、二两保共720人中，壮丁只剩下67人。兴国第二区原有3万人，红军长征后统计只剩1.3万人。[21]这其中，固有些是逃亡未归者，但大多数是由于军事、政治因素的减员。瑞金、兴国等县仅在后方充任夫役人员死亡数即达百人以上，其中年龄最大者为64岁。[22]

毛泽东1933年底在兴国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23]近80%的比例，已是可征发人员的极限。当然，长冈和才溪是先进乡，不完全反映苏区大多数地区的状况。更具普遍意义的数据显示，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红军家属的人口一般的占全人口的一半，在兴国、瑞金、太雷、杨殷、上杭等有些区乡已达三分之二”。[24]石城全县人口13.6万余人，其中参加红军者16328人，[25]这在苏区尚不能算是很高的比例，宁都全县人口273652人，[26]其中男性138779人，女性133872人，有56304人入伍，参军比例达到全体男性的40.58%，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苏区最宝贵的人力，同时繁重的夫役负担对留在后方的农民和干部也是沉重压力，像福建寿宁县就有“赤卫队一千多人脱离生产”，导致“农村破产（无人耕田种山，粮食恐慌）”。[27]宁都“固村、梅江发生不去当运输的打他的鸡子，竹窄嵊、丸塘乡用捆绑的办法，东山坝，特别是洛口，不去当运输的罚苦工，禁闭；城市、洛口无力担扛的抽担架税，出二毫三毫十毫不等”。[28]好在苏区妇女许多都是天足，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任务，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运粮食，抬担架基本上是妇女”。[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