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

资源匮乏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难题同时，更造成财政严重紧张。苏维埃初期，在苏区内乃至赤白边境地区打土豪，既是红军的政治任务，也为中共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便捷渠道，红军常有“筹款部队专门负筹款责任”。[152]经由此，中央苏区财政状况一度相当不错，甚至可以给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财政支持。1931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谈到中共情况时说：“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10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1.5万墨西哥元的黄金。”[153]1932年1月，赣东北苏区在自身财政已遇到困难时，仍响应中共中央“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战斗任务之一”的指示，先后给中共中央送去纯金条350两。[154]不过，这种非常态的收入毕竟不具可持续性，虽然打土豪一直是苏区收入中的重要部分，1934年江西省苏维埃还报告：“今年一月份以来，四十天内，全中央区筹款二十五万元。”[155]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压迫，打土豪越来越困难，其在苏区财政中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红军壮大时期，攻打财富集中的城市是苏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1932年5月，周恩来等在解释攻打漳州的行动时谈道：

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在朋外的第3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开始向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156]

李德在1933年初的报告中则提到红军攻打城市，“直到商品和钱款被运出”。他解释道：“中央军团甚至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专门指示，进行这种实际上的游击行动。面对我们苏区经济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157]然而，随着国民党军战线紧密，实力厚增，这一方法到苏区时代后期事实上不再可行。

通过打击对立面以得到财政支持做法难以为继后，为保持政权的顺利运转，财政对民众的依赖不得不日渐增强。1932年，可以获得较为确切资料的几个苏区县的征税状况是：永丰9个区102711人规定的土地税为46396元，[158]人均0.452元。于都全县土地税额为人均77000多元，[159]该县当时人口约数19.1万，人均0.403元。胜利县人口15.33余万，胜利县土地税到当年12月已收款42416元，未收款11233元，另收税谷1300多担，[160]以每担谷5元计，谷价6500元，总计该县税额为60149元，人均0.392元。会昌1932年12月收到当年土地税57691元，占十分之六强。[161]以此计算当年该县土地税额应为95000元左右，除以该县215000余的人口数，人均0.442元。从这几个有相对确切数据的县份看，1932年苏区土地税额大致为人均0.4～0.45元。和苏区之外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比，单纯从田赋看，苏区征收比例并不低，不过，苏区在土地税之外，其他负担较轻，1933年，建宁每月收取营业税、烟酒屠宰税、进出口税共计800元，租款480元，以年计共15360元，[162]按建宁5万人左右人口推算，人均合0.3元。两者相加，就是苏区人民的所有常规负担，由于无须承担各种各样的地方附加和摊派，从总量上看，和国民政府区域人均1元以上的税赋负担比，苏区人民负担有较大减轻。

然而，随着军事紧张、资源消耗加剧，苏区人民在资源紧缺背景下，为支持战争、维护苏区不得不承受更大压力，付出巨大牺牲。这一局面的出现不应简单视作政策错误，而是客观环境使然。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第三期则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300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5元算，总值近500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到200万人左右，人均实际担负两元多，加上其他支出，苏区民众人均负担已超过3元。

另外，苏区民众常常自发或有组织地慰劳军队。湘赣苏区1933年慰劳军队的主要物品包括：鞋15550余双，棉衣798件，草鞋28911双，米1294石，各种菜品15万多斤，猪肉4544斤。[163]宁都1932年7～9月慰劳红军物品包括各种鞋11081双，猪肉183斤，鸡鸭35只，蛋82斤，鱼28斤，果饼18担，花生15担，蔬菜40担。其他还有水果、牙粉、牙刷、纸烟、银洋等。[164]胜利县1932年8月的慰劳品是：布草鞋3200双，布套鞋920双，头牲143斤，鸡蛋5730个，生猪5只，牙粉103包，糕饼557付，梨子四担等。[165]这些慰劳品由于不是定期定量供应，所以难以得出一个具体的供应数据，但长年累月算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随着战争日益紧张和兵员的不断扩大，这样的支出还呈日渐增多的趋势。

客观而言，对于局限固有地区的中央苏区而言，要维持政权的运转和保卫苏区，财政压力不断加重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局，解决这一问题，很难有其他的疏浚渠道，只有依赖群众的帮助，而这必然会加重群众的负担，并反映到群众的情绪中。虽然大部分群众表现出全力支持中共的热情，但现实的困难仍然使很多人有心无力。1933年中央苏区的财税收入状况就不理想，江西省苏1934年3月的决议中谈道：“去年税收及各种财政收入不能达到如中央财政计划所规定，是革命中重大的损失。”[166]安远县龙布区苏的会议记录显示，这里的土地税征收遇到困难。1933年3月，该区就要求各乡应把上一年的各种税收在当月23日前收清，但这一要求显然没有实现。4月20日的区苏会议又规定“土地税按期本月底完全收清”。从6月10日该区会议记录看，这一规定仍然没有完成，因为会上再次要求“去年土地税和二期公债票限五天内一律收清算明”。[167]苏区中心地区的瑞金沿江区群众也对缴税抵触，抱怨“旧年缴都不要这样重”，“四乡的党团和代表都带群众到区委区苏要求减少”。[168]

战争紧张是造成苏区财政困难的最直接原因，同时，就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且资源有限地区而言，承担起拥有十多万军队及庞大机关人员的国家机器，实在也是勉为其难。苏维埃组织严密，对基层的控制力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级机关十分庞大，对资源的消耗巨大。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每乡苏维埃政府脱产人员3人，城市（县苏所在地）苏维埃19人，区苏维埃19人，县苏维埃25人，省苏维埃90人，但在实际执行中，一般都会突破此一标准。江西省苏1934年3月公布的各级财政部门人员组成是：省财政部24人，县财政部13～16人，区财政部6～8人，仅县一级财政部门人数就达到规定的县苏总人数一半以上。而且，江西省财政部门还设立了11个关税征收点，每个点都有工作人员9人，检查队一班8～24人。[169]总计起来，财政部门的编制数远远高于临时中央政府规定的统一标准，而其实际人数又要突破编制数，当时在财政部门工作的干部回忆：“1933年，我调县财政部当副部长，县财政部有三十多个人，有正副部长、文书，还有会计科（会计七、八个人），税务科（七、八个人），国产管理科（二人），还有伙夫等。”[170]县财政部门实际人数已高于整个县苏的规定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