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4/13页）
1626年查理一世计划与法国公主亨丽埃塔联姻，代价是帮助法国镇压拉罗谢尔的新教徒，保证英国天主教徒的自由。国王在战争中召开国会，他只想得到拨款，然而下院在其领袖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领导下宣布如果不能弹劾白金汉公爵，绝不通过拨款。对于王室，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下院以前只关心涉及自身的财政问题，自从弹劾培根以来，开始干预王室人事任免，现在则干脆认为国王以下的重臣理应服从国会的意志。这是大变革的先声。查理一世解散国会，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拨款，连关税（磅税和吨税）也没有提供。但是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自行征收磅税和吨税，并强迫借款。拒绝出钱的人被送上（王室）法庭，导致了五骑士案（达尼尔案）。五骑士案是《权利请愿书》的导火索。1628年国会是内战的预演，双方已经进入自说自话的阶段，国王引用《圣经》，坚定地论证自行征税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国会引用《大宪章》和封建成例，宣布磅税和吨税非法，否定国王收税的手段，同时公然鼓励商人抗税。事实上，双方说话的目的已经不是说服对方，而是向公众论证自己下一步采取极端行动的合理性。1629年，查理解散最后一届他自愿召开的国会，开始长达十一年的无国会统治（Personal Rule）。这段时间里，他可以不受牵制，实现自己的财政理念。
自古以来，无国会统治就是没有钱袋的统治，查理决心要打破这一定理。尽管他很自然地没有公开宣示这一目的，但外国使节和枢机近臣得到明确提示，早已众所周知，后者尽一切小心不要提起将来重开国会的可能性。查理一朝的第一项财务政策是进一步扩大国家垄断企业和推行长期计划经济项目。国家垄断的食盐专卖给法兰西王室提供了值得羡慕的收益，这是查理王朝的模仿对象。1640年以前，法国王室岁入翻了一番，而英国只是勉强跟上物价上涨。1641年，仅法国盐税一项就相当于英国全部岁入的两倍。由于法国贵族免税，税负不公比数据上显示的还大。自然，低税有大造于英格兰的富裕和英国政府的贫穷。伦敦的垄断出口公司是王室的长子，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没有王室特许权的商人受到歧视，结果减慢了工业的发展。但是，通过行会和垄断控制、压制为富不忠的中产阶级，正是斯图亚特经济计划的精神。国家垄断和王室法院、绝对君主制一样，都是都铎王室从欧洲大陆引进的制度创新。在都铎王朝财政还比较宽裕时，垄断权只是君主赏赐宠臣的礼物，并非财政正额，引起的反对还不多。等到战争压力导致财政紧张，羡余一变为正供，而且垄断的项目不断增加时，代表有产者的国会就开始表示不满了。
1601年（伊丽莎白去世前两年），原本持保王态度的国会初次与女王冲突。一位议员在听到垄断商品的名单时，问道：“面包不在内吗？”女王做了表演性质的安抚和细节上的让步，化解了这次风波。但这并没有改变以后几十年王室垄断经济愈演愈烈的趋势。据说，当时的人“住在垄断砖头和垄断玻璃窗（如果有）筑成的房子里，用垄断煤取暖（在爱尔兰是垄断木料）……用垄断梳子梳头，用垄断肥皂洗浴……带垄断的帽子，穿垄断染料染好的垄断的衣服……吃垄断盐、垄断醋、垄断胡椒，喝垄断酒……抽垄断烟……用垄断纸笔写作……读垄断书，包括垄断《圣经》和拉丁语法……垄断妨碍了正常贸易渠道……17世纪30年代末，经济开始受到损害”政府干预工商业，对国民经济的损害通常超过对王室财政的利益，同时造成大量的腐败。例如，1614年詹姆斯一世策划成立“王家出口商号”，一切出口布料必须在此登记获准，撤销出口商人的特权。公司负责人威廉·科卡尼爵士（Sir William Cokayne）许诺每年孝敬王室300 000镑；他关心的不是振兴英国工业，而是自己在垄断利润中分红，希望自己至少每年搞到400 000镑。由于经营不善引起生产过剩，政府又坚持为了保证工人就业，让伦敦商人必须购买布料，同时维持布料生产，使得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不出一年，整个计划破产。1616年9月，科卡尼宣布国王陛下的荣誉危在旦夕。结果，旧出口商人行贿60 000镑到70 000镑，买回自己原有的权利。
1624年，国会开始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号，宣布垄断违反了王国的基本法。由于《垄断法案》（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侵犯了特权，被称为“反对君主制的法案”。查理为了避免不听话的普通法院审理影响他的特权的案件，把影响垄断的案件移到王室直接掌握的星室法庭（Star Chamber）。食盐垄断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捷径，分散的消费者对此最难抵制。垄断者深知国会一有机会就会攻击他们，因此更倾向于竭泽而渔的短期利益，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英格兰的税制就会向法国那种以间接税为基础的体制转变。这样做的政治后果是：税收倾向于根据人数分配而非根据财富分配，人数最多的穷人通过消费最多的（国家垄断的）生活必需品，承担最大份额的税负。王室亲信可以通过经营权力获得非常容易的收入[112]，挤压无力向政府谋求垄断权的独立商户——这些人正是不信奉国教者的主力，他们不久就把神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愤怒都发泄到王室头上了。
安文（George Unwin）评述斯图亚特经济规章时说：“如果这一制度维持下去，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113]。”尼弗教授（Professor Nef）认为，官办企业导致的管理混乱和资源错置，“对工业进步而言，几乎与成功的法律强制一样危险”。17世纪20年代的经济衰退动摇了整个英国经济，恢复缓慢。收租困难，于是士绅不愿纳税，国王与国会关系紧张。下层阶级的不满造成了1628—1631年叛乱，部分原因就在于17世纪30年代更加积极的国家经济干预政策；政府与有产者势同水火，原因也在这里。查理一朝的第二项财务政策是效法欧洲大陆的武断（即不经纳税人代表——国会议员同意就）征税。最重要的磅税、吨税、船税一开始就引起下院的强烈反对[114]，以至于他们不惜号召商人抗税，这证明了无国会统治在财政上的必要性。如果（用国会党人的词汇）保卫英格兰的传统自由和抗拒非法征税的正当性必要性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英格兰东部南部沿海市镇，特别是本身就像一个独立王国一样强大的伦敦市，在无国会统治的十一年内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对斯图亚特王朝有致命的后果，几乎整个有产阶级联合起来拒绝船税。1636年，国王征船税196 600镑，只得到7 000多镑，直到苏格兰战争给人们提供了反抗的机会，61%的船税仍然没有征到。查理一朝的第三项财务政策是强迫借款。这是他所能选择的最糟糕做法。强迫借款的武断性、任意性使得人人自危，所需要的漫长诉讼程序为王室做了有效的负面宣传，实现了敌视王室的清教徒布道士多年来的梦想。如果说武断征税需要解散国会，那么强迫借款就需要排斥普通法和普通法院（Common Law Court），大兴实际上是政府一个部门的星室法院（Court of the Star Chamber[115]），甚至军事法院[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