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结语（第2/2页）

以今日的标准而言，当时政府作用的增加还很有限，虽然在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各地政府的平均开支（也就是政府的活动）都增加了，主要是由于公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自由主义、和平、不接受津贴的私营企业堡垒，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除外）。政府开支的增加在海外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在进行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办法是引进资金。然而，各方面的社会开支仍是少得可怜，也许只有教育经费例外。另一方面，政治上有三种倾向从经济萧条的新时期混乱中冒了出来（经济萧条导致各地社会爆发骚乱和不满）。

第一，最明显也最新奇的，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它们一般都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也就是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先驱，又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典范。虽然这时候的政府和中产阶级认为它们最危险，然而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是赞成自由主义理性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假设。第二个倾向不但不接受启蒙运动的遗产，而且事实上还坚决反对。蛊惑人心的反自由、反社会主义政党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它们如果不是从先前隶属于自由党分支机构的阴影下冒出来的，例如后来变成希特勒主义鼻祖的反犹太、泛日耳曼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便是从直至当时为止在政治上一直韬光养晦的教会羽翼下冒出来的，例如奥地利“基督教社会运动”。（出于各种原因，在这些教会组织中，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立场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天主教大公会议未能在群众政治中有效地发挥其巨大潜力，除了在一些天主教居少数地位的西方国家，而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也只能发挥压力团体的作用——例如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德国“中央党”。）第三个倾向是群众性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从先前的激进自由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有些争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运动逐渐趋向社会主义，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特别是当工人阶级在本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但这只是民族社会主义，而非国际社会主义［如所谓捷克人民社会主义者（Czech People’sSocialist）或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而且民族成分多于社会主义成分。其他民族主义政党或运动的意识形态，则纯粹以血统、土地、语言以及所有被看作是种族传统的内容为基础，别无其他。

然而这些新趋势并没有动摇先进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基本政治格局，逐步地、不情愿地走向民主立宪政体。不过，非自由主义的群众政治着实吓坏了各国政府，不管在理论上它们是多么可以被接纳。政府在学会操作这套新制度之前，有时——明显是在“大萧条”时期——会陷入惊恐万状之中，并实施高压统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还不允许从血洗中幸存下来的巴黎公社社员重新参与政治活动。俾斯麦知道如何驾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但不知道如何对付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或群众性天主教政党。1879年，他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格莱斯顿对爱尔兰也实行高压统治。不过，这只是个暂时阶段，而非永久趋势。资产阶级政治的框架（在存有这个框架的国家），要到进入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膨胀到突破点。

这个时代的确陷入了“大萧条”的麻烦时期。但是，如果太强调大萧条的色彩，反倒会造成错误印象。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不同，其经济困难本身非常复杂，也都有一定难度，因此历史学家甚至怀疑用“萧条”这个词来形容本卷所述时期结束后的20年是否妥当。历史学家错了，但他们的怀疑提醒我们不要采取过分戏剧性的处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都没有崩溃。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缓慢地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修改了自由主义，还留有充分的余地。然而那些被殖民统治的、低度开发的贫穷落后国家，其情况便有所不同，例如俄国这类处于胜利者世界和受害者世界之间的国家，其情况也不一样。在这些国家中，“大萧条”开创了即将到来的革命时代。但在1875年后的一两代人之间，胜利的资产阶级仍固若金汤。也许信心比以前弱了一些，因而资产阶级声称它仍信心十足未免有点儿刺耳。也许资产阶级对其前途有点儿担心，然而“进步”无疑仍会继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笼统说来是以自由社会的形式继续下去。“大萧条”只是一个插曲。未来不是还有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生活提升与和平吗？20世纪难道不会是19世纪更加辉煌、更加成功的翻版吗？

我们今天知道，20世纪不是19世纪的翻版。

[1] Johann Nestroy, 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1850).

[2] 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pp.240-41.

[3] Burckhardt, op. cit., p.116.

[4] Burckhardt, op. cit., 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