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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这个解放运动似乎是很自然的，甚至连它在19世纪80年代的加速发展，乍看之下也不足为奇。如同政治上的民主化一样，赋予妇女较大程度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早已暗含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论它对家长的私生活会造成多大的不方便和不相宜。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转型，无疑为妇女（尤其是女儿）提供了更多机会。因为，如前所述，它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独立的妇女有闲阶级（不论婚姻状态为何），她们遂要求从事种种非家务性的活动。再者，当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男子不再需要从事生产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开始从事以前吃苦耐劳的商人喜欢留给其女眷参加的文化活动。如此一来，性别的差异无可避免地缩小了。

再者，某种程度的妇女解放，对于中产阶级的父亲而言或许是必要的。因为，绝非所有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几乎没有什么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富足到可以给其不结婚又不工作的女儿一个舒适的生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拒绝妇女进入俱乐部和职业协会的中产阶级男子，热衷于教育其女儿，以便将来她们可以独立一点儿。无论如何，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是真正信服的。

劳工和社会主义这类解放无特权者的重大运动，其兴起无疑也鼓励了妇女去追求自身的自由。她们构成1883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1/4会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如前所述，服务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妇女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工作，而消费经济的兴起，又使她们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目标。

虽然“新女性”的出现，其原因可能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简单，但我们却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寻找这些原因。举例来说：在这段时期进入第一个光荣时代的广告业，以其一贯无情的现实主义，认识到妇女因控制购物篮而日渐占有经济上的中心地位。不过，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这个事实严重地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在一个即使是在穷人中也能发现大众消费的经济中，广告业必须针对妇女，因为他们的赚钱对象，是决定家庭采购单的那个人。至少，她必须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体制的较大尊重。销售系统的转型，如复合商店和百货商店逐渐侵蚀街角的小店和市场，而邮购也日益淘汰沿街叫卖的小贩，经由顺从、奉承、展示和广告，资本主义将这种尊重制度化了。

然而，虽然比较贫穷或绝对贫穷的人，其绝大部分的花销都是购买必需品或为习惯所固定，但资产阶级的贵妇，却久已被当作有价值的顾客看待。此时，被视为家用必需品的范围已经扩大，但是妇女个人的奢侈品，比如化妆用品和日新月异的时装，主要还是限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市场力量尚未对改变其身份发挥多少作用，尤其是对早已具有这种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告业者和新闻记者认为最有效的技巧，甚至可能使妇女行为的传统框架更为稳固。不过在另一方面，妇女市场的确为妇女专业人员开创了相当数目的新工作职位，而许多这样的专业人员，对于女权主义也相当积极。

不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错综复杂，起码就中产阶级而言，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妇女的地位和希望无疑有了惊人的改变。这个情形最明显的征兆，是女子中学教育不寻常的扩展。在法国，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大致稳定在330—340所之间。但是女子公立中学，却由1880年的一所也没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而在这些公立中学就读的女孩，其数目（大约3.3万）业已达到中学男生的1/3。英国在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国立中学系统，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间，男子中学的数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却由99所上升到与男子中学类似的数目（349所）。［男女合校（几乎总是地位较低）增长得较缓慢，由184所增到281所。］在约克郡，到了1907—1908年，在中学就读的女生数目大致与在中学就读的男生相等。但是，更有趣的是：到了1913—1914年，16岁以上仍继续就读英国国立中学的女孩，其数目比同类的男孩多得多。[11]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女孩的正式教育，都有类似的热忱。它在瑞典的进展比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进展慢得多，在荷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比利时和瑞士进展很小。意大利只有7 500个学生，几乎谈不上有这样的教育。相反，到了1910年，德国大约有250万的女孩接受中等教育（比奥地利多得多）。而颇令人惊奇的是，1900年的俄国也已达到这个数目。它在苏格兰的增长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增长慢得多。女子大学教育就没有这么不均匀，唯一的例外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以及理所当然的美国。俄国的女大学生人数从1905年的2 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9 300人，而美国1910年的大学女生总数是5.6万人，虽不到1890年的两倍，但已是其他国家大学系统所望尘莫及的数字。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大学女生的人数在4 500—5 000人之间，奥地利是2 7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美国和瑞士，1860年起女子便可上大学，但是在奥地利要到1897年，在德国要到1900—1908年（柏林）。除了医学以外，及至1908年，只有103名妇女由德国大学毕业。而在同一年，第一位妇女受聘为德国大学教授［在曼海姆（Mannheim）的商业学院］。到当时为止，各国在女子教育进步上的差异，尚未引起史学家的特别注意。[12]

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渗透进男性大学的以外）都无法接受和同龄男孩同样的教育。但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妇女接受正式中学教育的情形已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干国家的某些圈子里已经是正常现象的这个事实，也堪称史无前例。

年轻妇女地位改变的第二项，也是比较难以计量的征兆，是她们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论是在自己个人的权利上，或是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上。对于“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传统上她们所受到的约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场合经常可见的非正式社交舞会（也就是不在家中或为特殊事件举办的舞会），反映了习俗约束的放松。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游憩胜地比较开放的年轻人，已经相当熟悉富有煽动情欲作用的韵律舞蹈。这些舞蹈暧昧而又富有异国情调（例如起源于阿根廷的探戈舞、起源于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时可见于夜总会和（更惊人的）旅馆的下午茶时间或餐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