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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女权主义混入关于妇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辩论之中，此即性解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妇女公开传播类似节育这种得到正派人士支持的主张，却遭到无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贝赞特夫人的子女抚养权因此被剥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抚养权稍后也被剥夺。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进入任何运动的组织。只要在必要时能够保持体面，普鲁斯特（Proust）伟大小说中的巴黎上等阶级社会，或像纳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这类独立而且往往准备充足的女同性恋，会很轻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论它是正统还是异端。但是，像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将性解放和社会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会的转型混为一谈，而且，他也不欢迎这样的转型。相反，社会革命分子的确致力于妇女性选择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尔所赞美的傅立叶（Fourier）性乌托邦，尚未完全被遗忘］，而这样的运动吸引了反传统者、乌托邦主义者、狂放不羁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宣传者，包括那些宣称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寝的人。像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这样的同性恋，像哈夫切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这样拥护性宽容的人，以及像贝赞特和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这类各具品位的解放妇女，均被吸引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圈子里。没有结婚证书的自由结合不仅被接受，在反教权运动特别强烈的地方，它简直是必需。可是，从列宁日后与太过注意性问题的女性同志发生小冲突一事，可以看出关于“自由恋爱”应该指什么，而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大家的意见仍然很不一致。心理学家奥托·葛罗兹（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也是弗洛伊德早期的学生。他的成功，是通过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识和艺术环境［至少是通过他的情人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姊妹——韦伯、劳伦斯（D. H. 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过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这样提倡无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对马克思没有什么好感的尼采派哲学家。虽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赞颂（但也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说他是道德之敌），而且赞成任何会毁灭现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放进任何政治组织的自负者。简而言之，就作为一项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在反传统先锋的圈子外，它的计划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权利、机会和待遇的社会中，妇女的未来确切性质是什么。在此，要紧的是家庭的未来，因为它的关键在于为人母的女性。妇女由家务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比较容易想象，中等和上等阶级（尤其是在英国），大致借着用人和借着将其男性子孙及早送进寄宿学校的办法，摆脱家务的负担。在一个用人不容易请到的国家，美国的妇女向来鼓吹节约劳动力的家庭技术转型，如今也开始如愿以偿。在1912年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 ）中，克里斯蒂娜·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甚至将“科学管理”引进家庭（参见第二章）。1880年以后，煤气炊具开始普及，不过速度不是很快。自战前的最后几年起，电气炊具也开始普及，而且比较快速。“真空吸尘器”一词在1903年出现，而1909年以后，电熨斗已出现在持怀疑态度的公众面前。但是它们的胜利还有待两次大战的间歇期的到来。衣服的烫洗也开始机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现），1880—1910年间，美国洗衣机产量增加了5倍。[23] 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工艺技术的理想国抱有同样的热忱。他们赞成比较集体化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于幼儿学校、托儿所和食堂的供应（如早期的学校餐厅），以便妇女可以将为人母的责任与工作和其他活动结合在一起。

妇女解放运动难道不会指向以某种其他的人类组合方式，取代现有的核心家庭吗？在这个民族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知道核心家庭绝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家庭形式。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的《人类婚姻史》（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1891）到1921年时已销售了五版，并被译为法文、德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已做出必要的革命性结论。可是，虽然乌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开始实验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产物将是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屯垦制度），但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和甚至更绝大多数的支持者，更别提没有那么“进步”的个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虽有转型核心但基本不变的家庭。但是，对于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亲为其主要事业的妇女，大家的看法却不一致。正如萧伯纳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记者所说的，妇女的解放主要是关于她自己。[24] 虽然有些社会主义的温和派为家庭和炉灶辩护（例如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但左翼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妇女的解放将因其出外就业或对外界的兴趣而达成，因而他们极力地鼓励之。可是，一旦把解放和为母之道结合起来，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这个时期中，大量（或许大多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如果她们选择在男人的世界闯出一番事业，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是不生育、拒绝结婚和往往（例如在英国）真的守贞。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对男性的敌意，有时也伪装女性对另一性别的优越感，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投票权运动的边缘所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只是当时人口结构的副产品，那个时候，有的国家女性多于男性（1911年在英国，女性较男性多133万多人），使许多女人不可能结婚。结婚仍是许多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们会在结婚的那天放弃教书或办公室职位，即使并不需要这样做。这种情形反映了将两种要求很高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难。在那个时候，只有异常的物力和协助才能使一个女人同时胜任这两项工作。在缺乏这样的物力和协助的情形下，像阿马莉·里巴·塞德尔（Amalie Ryba Seidl，1876—1952）这样的工作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毕生的尚武政策达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为她的丈夫生三个孩子。[25] 而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更不可原谅的是，杰出但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学家伯莎·纽沃尔（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认为她必须辞去剑桥大学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职，因为她的父亲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这已是迟至1925年的事了，[26] 但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很高。选择事业的妇女——例如罗莎·卢森堡——知道她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正在付出这个代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