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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探讨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回春期，认为它是一段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时期：许多政权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十分昌盛兴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似乎是相当可信的。在经济上，大萧条那些年的阴影尽除，代之而起的，是20世纪最初10年阳光璀璨的扩张和繁荣。原先的政治体系不大知道如何应付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骚动、矢志革命的大规模劳工阶级政党，以及公民为了其他理由而发起的大规模动员，而今，它们似乎发现了颇具灵活性的办法，可以先遏制和整合一些，然后孤立另外一些。1899—1914年这15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时代”，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是繁荣景气的年份，对于有钱人来说，生活异常具有吸引力，对于最顶尖的富者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也是因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或许会为未来发愁，但并不真正害怕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权，大致说来似乎仍罩得住。

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却显然不是这样。在这些地区，1880—1914年间，是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或真正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虽然有些这样的国家不久即将陷入世界大战，可是对它们来说，1914年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分水岭，平静、稳定和秩序的时代不是在这一年突然破裂、瓦解的。在某些国家，例如奥斯曼帝国，世界大战本身只是若干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一连串军事冲突中的一段插曲。在另一些国家，可能包括俄国但一定少不了奥匈帝国，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其国内政治问题无法解决的后果。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简而言之，对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即构成1908年列宁称之为“世界政治火药库”的地区而言，[4] 就算没有1914年这场大灾难的干扰，稳定、繁荣和自由进步也绝不可能继续下去。相反，1917年后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稳定富裕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拖进全球性的革命动乱之中，而这种动乱会从这个互相依靠的单一世界体系的边缘上展开。

资产阶级的世纪，主要是以两种方式造成其边缘地区的不稳定：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其经济的古老结构和其社会的平衡；另一种方式是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第一种方式的效应比较深远，比较具有爆炸性。它说明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与波斯和土耳其革命的差别。但是第二种却更清楚可见。因为除了墨西哥以外，1900—1914年间的全球地震带，主要便是涵盖了那个庞大的古帝国区，其中有些帝国甚至可追溯到蒙昧远古。这个地理区是由东方的中国延伸到奥匈帝国，再延伸到西边的摩洛哥。

就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帝国的标准来说，这些古老的政治结构是东倒西歪、陈旧过时的，而且如许多当时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所主张的，注定会消失。它们的崩溃和分裂，为1910—1914年的革命提供了环境，也为欧洲未来的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提供了土壤。在这些年间覆亡的帝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政治势力。中国虽然有时会陷于分裂，偶尔也曾遭受征服，可是至少有2 000年之久，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明中心。伟大的帝国科举考试筛选出学者士绅作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这项制度定期举行了1 000余年，只有偶尔的间断。当科举考试在1905年遭到废除，帝国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事实上只有6年）。波斯在类似的一段时期也曾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不过它的命运起落更戏剧化。它比它伟大的敌手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存在得更久，在被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穆斯林、蒙古人与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又数次复活。奥斯曼帝国虽然年轻得多，却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这些征服者自匈奴王阿提拉汗（Attila the Hun）的时代起，便由中亚乘骑出征，推翻并占领了东西地域，使柔然人（Avars）、蒙古人、各系突厥人相继臣服。由于奥斯曼帝国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之前的拜占庭（Byzantium），“帝王之都”］，它遂成了罗马帝国的直系后裔，罗马帝国的西面一半在公元5世纪已告崩溃，但是东面一半却继续存在了1000年，一直到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为止。虽然自17世纪末叶起，奥斯曼帝国已告式微，它却仍拥有横跨三洲的庞大疆域。再者，它的绝对统治者苏丹，也被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视为教主，因此也成为先知穆罕默德和那些公元7世纪征伐者的传人。上述三大帝国在6年之间，都转型为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君主立宪国或共和国。在世界史上，这6年显然标志着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

俄罗斯和奥匈这两个庞大而摇摇欲坠的多民族欧洲帝国，此时也行将崩溃。它们不是很相似，不过却都代表同一种政治结构——把国家当家族财产般统治——这种结构越来越像19世纪的史前遗迹。再者，这两个帝国都声称继承了恺撒［Caesar，罗马皇帝的称谓，俄国的“沙皇”（Tsar）和哈布斯堡的“皇帝”（Kaiser）都是由这个字转音而来］的称号，前者是通过其仰赖东罗马帝国的野蛮祖先，后者则是托其中古祖先唤起了西罗马帝国记忆之赐。事实上，它们都是晚近的帝国和欧洲强权。再者，不像古老的各大帝国，它们位于欧洲，位于经济开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边界，因此从一开始，便部分被整合进经济上的“先进”世界，而其“强权”身份，又使它们完全整合进欧洲的政治体系——欧洲这个大陆的定义，基本上便是政治性的。（因为亚洲大陆向西延伸到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地带，这块地区与亚洲的其余部分并没有显著的地理界线。）因此，如果与中国、墨西哥或伊朗革命那种较为微弱或纯区域性的影响相比较，俄国革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对欧洲和全球政治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欧洲衰弱帝国的问题，是它们同时跨处两个阵营：进步的和落后的、强势的和衰弱的、狼的与羊的。那些古老帝国只是纯粹的受害者。除非它们能设法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取得富强的秘诀，否则便注定崩溃、被征服或附属于人。到了19世纪末，这种态势已经非常清楚，而古老帝国世界当中的大型国家和统治者，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尝试学习它们所谓的西方教训。但是，只有日本成功完成了这个艰难的工作，到了1900年时，它已变成狼中之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