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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消耗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甚至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更多。随着时间流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转型，这样的讨论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欧洲刚陷入这场大灾祸之初，好战者便开始自问，为什么国际外交未能阻止战祸发生，并且相互指控，认为对方应为战争负责。反战者也立刻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国革命，指控帝国主义应为战争负责。战胜的协约国以“德国应负起全部战争责任”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基调，并且推出汗牛充栋的文件和历史著作来讨论这一主题，然而却是相反的看法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使这种讨论再度复活。而若干年后，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历史学急切地想要以强调他们自己对于德国责任的看法，以求与保守和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时，这种讨论又死灰复燃。关于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种争议，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来便从未停止过，而且无可避免地想在过去各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与当前国际的展望之间，寻找可能的相似之处。虽然宣传家喜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较，历史学家却越来越为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相似之处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渊源再一次成为亟待解决且切中时宜的问题。于是，任何想要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个时期也非解释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的历史学家，都陷身于深广澎湃的海域。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删去历史学家不必回答的问题，而让其工作简化一点儿。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罪”问题。这是属于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范围，与历史学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什么欧洲长达一世纪的和平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时代，那么“是谁之过”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就好像对于研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会在10和11世纪征服欧洲无数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

当然，我们往往能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方面。很少有人会否认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姿态基本上是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而其敌方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书所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战争，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发。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19世纪的各国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关系，都将战争视为国际政治正常的偶发事件，而且都相当诚实地承认他们很可能会率先采取军事行动。作战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称为国防部。

然而，可以绝对确定的是，1914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政府想打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且和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不一样，它们甚至不想与另一个欧洲强国爆发有限的军事冲突。足以说明这个情形的事实是：在与列强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触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与瓜分之中，它们的无数冲突往往以某种和平安排来化解，甚至最严重的摩洛哥危机（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冲突似乎已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列强带来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甚至被误用来证明：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关。

当然，列强绝不是爱好和平的，更谈不上反战。即使是在它们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场公认的灾难时，它们还是不曾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只是有些人看不出来罢了。［雷德尔海军上将（Admiral Raeder）甚至宣称：1914年时，德国的海军参谋部并没有对英国作战的计划。[13] ］20世纪的最初10年，确实没有一个政府想要追求唯有诉诸战争或不断的战争威胁才能达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所追求的。当法国的盟国俄国先因战争、继以失败和革命而无法动弹之际，德国的参谋长曾提出乘机进攻法国的主张，但未获批准。德国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国暂时孤立无援的黄金机会，对摩洛哥提出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人想为此挑起一场大战，实际上也不曾。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想打一场大战，不论它多么有野心、多么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当老皇帝约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毁灭的臣民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曾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尽管战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

我们最多可以说，在缓缓滑向战争深渊的某一点上，战争似乎已变得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决定选择一个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时刻率先发动战争。有人认为德国自1912年起便在找寻这一刻，事实上也不可能比这更早。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偏远城市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地利的陆军部长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倾斜对我们不利。”难道不该在它倾斜得更厉害之前动手吗？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只有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战争责任”的问题才略具意义。但是，正如这件事所显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机和之前的无数次都不一样，所有的强权都将和平一笔勾销，甚至英国也不例外——德国人原本期望英国人会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的机会。［德国的战略，即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预计先对法国发动猛烈一击，再转而对付俄国。前者意味着将入侵比利时，而这样一来遂给了英国参战的借口。］除非它们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伤，否则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会有任何列强愿意向和平挥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问题，并不等于找出“侵略者”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越来越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国际形势。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于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而建立（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而联盟又适时造成反联盟。联盟本身虽然意味了战争的可能性，却不必然导致战争，甚或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虽然在1871年后的几乎20年间，是多边外交棋赛众所公认的世界冠军，他却是专心致力于维持列强间的和平，并且十分成功。强权集团只有在联盟的对立变成永久性时，尤其是在它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无法处理时，才会危及和平。这种情形将在下一个世纪发生。但关键是，为什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