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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比方说：1881年维也纳的卡尔剧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奥芬巴赫（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 ）时不幸失火，导致1 500人丧生；或是泰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沉没，其受难者也大致是这个数目。影响到穷人生活的更严重灾难——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这次地震比1905年的旧金山地震更严重，却更不受注意——以及永远跟着劳动阶级的生命、肢体和健康的风险，往往仍引不起公众注意。

可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词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事实虽不致于斯，但在1914—1918年前后，曾在欧洲各地以及非欧洲广大世界度过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这些动乱不但影响到战争地带，更波及至距欧洲政治动乱相当遥远的大陆和国家。再没有谁比走过这段历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谓的进步或不断提高的了。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借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在1914年前，除了天文学外，唯一以百万计的数字是各国的人口以及生产、商业和金融数据。1914年后，我们已习于用这么惊人的单位来计算受难人数，甚至只是局部战争（西班牙、朝鲜半岛、越南）的伤亡人数（较大的战争死伤以千万计），被迫迁移或遭放逐者（希腊人、德国人、印度穆斯林、剥削贫农的富农）的人数，乃至在种族大屠杀中遇难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数目，当然少不了那些死于饥馑和流行性传染病的人数。由于这些数字往往缺乏精确记录或无法被人们接受，因此引发过不少激烈争辩。但是争辩的焦点不过是多几百万或少几百万。即使是以我们这个世纪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天文数字，更不能赋予它们正当理由。它们大多数是发生在人口增长速度没那么快的地区。

这种规模的大屠杀远超过19世纪人们的想象范围，当时就算真有类似事件，也一定是发生在进步和“现代文明”范围以外的落后或野蛮世界，而在普遍（虽然程度不等的）进步的影响下，这种行为注定会减少。刚果和亚马孙的暴行，依现代标准来说虽然不算十分残酷，却已使帝国的年代大为震撼［参看康拉德所著《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因为它们代表文明人将退回到野蛮。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事态——比方说，刑讯再度成为文明国家警察所用的方法之一——如果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不仅会深受舆论攻击，也会被视为是回复到野蛮作风，违反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

1914年以后，大规模的灾祸和越来越多的野蛮手段，已成为文明世界一个必要的和可以预见的部分，甚至掩盖了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持续而惊人的进步，乃至世界上许多地区人类社会组织无可否认的进步，一直要到20世纪第三个25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跃进，这些进步才不再为人忽略。就人类的物质进步和对自然的了解控制而言，把20世纪视为进步的历史似乎比19世纪更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欧洲人成百万地死去和逃亡，留下来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大、健康和长寿。他们大多数也生活得更好。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理由不再把我们的历史放在进步的轨道上。因为，甚至当20世纪的进步已绝对无可否认时，还是有人预测未来不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时代而是可能甚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战、生态学上的灾祸、可能毁灭环境的科技胜利，乃至眼前的噩梦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活在对天启的期待中。

但是，对于走过这个动乱时代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场灾难似乎不是一个横扫一切的意外剧变或全球性飓风。它似乎特别是冲着他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而来。它的可能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法预防的，也就是群众社会革命。在欧洲，战争不只是造成了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西麓以东每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崩溃和危机，也诞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权，这个政权一步步有系统地将这场崩溃转化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颠覆、资产阶级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个政权，便是在沙皇俄国崩溃之后建立的俄国共产党政权。如前所述，在理论上致力于这个目的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在“已开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存在，但拥有议会制度的国家政客，断定它们不可能真正威胁到现状。不过，战争、崩溃和俄国革命加在一起，已经使这个危险步步逼近，而且几乎势不可挡。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不但主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紧接下来那些年的历史，也主宰了自此之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它甚至为长期的国际冲突添上内战和意识形态战争的外衣。截至20世纪后期，它仍旧（至少是单方面地）支配着超级强权的冲突辞令，虽然只要瞄一眼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便知道当时根本不可能爆发单一的全球革命，这场革命据说将打倒国际术语中的“已开发市场经济”；尤其不可能导致一场由单一中心所发动的全球性单一革命，这场革命旨在建立一个整体的、不愿意或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社会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是在列宁真实或想象的阴影中塑造而成，正如西方19世纪的历史，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阴影中形成一样。这两段历史最后都脱离了覆盖其上的阴影，但并不彻底。正如1914年的政客们甚至还在臆测“战前那些年的心情是否和1848年相似”一样，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或第三世界任何地方，如果有某一政权被推翻，大家便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重新燃起希望或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