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第2/2页）

发现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册构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谕旨》后，他像着了魔一般地埋头阅读，在协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推动共同研究班的同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作为岩波新书之一出版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这些情况在《〈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中料价值》的“序言”中被生动地描写出来，这里不再赘述。

以流畅易懂的文字写成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春出版了。虽然不是最畅销的书，但深远地影响了关心中国的广泛人群。今日试着重读此书，“对基督教的誓言”之中雍正帝对苏努一家坚决的宗教镇压以及“忠义超越民族”中在满洲民族王朝统治下的年羹尧与曾静的笔祸案件给人留下了特别新鲜的印象。宗教、政治与民族问题也正是在现代世界史中最为重要的题目。另外，“独裁政治的界限”的末尾，雍正帝那令人落泪、充满善意的政治由于采用独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得到的回报出乎意料地少，还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等带有总结的地方，即使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还是被视为警世之文。

正篇《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中，宫崎没有解说作为依据所使用的史料，但根据附载的《〈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可知，这是一部“纵横无尽”地运用《雍正朱批谕旨》的作品。

但是，“对基督教的誓言”这一章，不仅使用了汉文资料，也灵活运用了基督教耶稣会的法国传教士——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写给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书信等。宫崎自己对此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整整二十年后，矢泽利彦编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平凡社，东洋文库）出版。其中“2雍正编，1971年刊”所收录的第二篇书简到“3乾隆编，1972年刊”的第一篇书简为止，每一篇都是关于苏努一家的信仰以及遭受迫害的极其详尽的记录，但原书极其稀有、难得一见，连京都大学图书馆等都没有收藏。

但是今年，我有幸参观了宫崎家玄关旁双层书架上的藏书，夫人松枝女士注意到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有十四册书脊文字无法确定的、以熟皮装订的厚厚的西洋书籍。这正是1891年刊行于里昂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全本。与杜赫德的大著《中华帝国全志》全四册同样，是宫崎1936年以后在法国暂住期间购入带回的。该书网罗了来自雍正帝统治之下的中国的书简，在第11卷随处可见用红色铅笔划的线，写着“苏努”、“年羹尧”等汉字，而且代替书签夹在书中的是邮局的收据，上面盖着“京都净土寺24·3·2”的邮戳，不禁让人联想到昭和二十四年（1949）宫崎在准备写作本书时精读这卷书的情景。

附载的《〈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是宫崎任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4号的《雍正时代史研究》特辑中登载的五篇论文中位于卷首的绪论。该杂志在其后还有三期，组成《雍正时代史研究》的特辑，每一次宫崎都投了稿。由于学界对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兴趣逐渐高涨，为了满足复制这些已经成为过时刊的特集号的需求，东洋史研究会1986年影印了四册二十四篇论文并附上索引，出版了《雍正时代的研究》（同朋社）一书。该书付梓之际，承担解说文章写作的也是宫崎。

这部《雍正时代的研究》的出版计划还在进行的时候，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紧密联系史料的踏实的清史研究成果也逐渐为世人所知，出现了以雍正帝为题材的论考。例如，冯尔康受到重视雍正帝与雍正时期的郑天挺的影响，写成了六百余页的《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左步青选编的《康雍乾三帝评议》（紫禁城出版社，1986）中，集录了当时学术杂志刊登的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为对象的论文二十一篇。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计红绪、王云高合著的二十五回的章回体小说《雍正皇帝》（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不但初版印刷四万部，听说两人还写了与这部长篇小说同名的三十一回的电视剧脚本。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两年后的1990年，长春市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补了四分之一内容的该书的新版。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雍正热，宫崎的《雍正帝》的的确确起到了先驱者、带头人的作用。顺便说一下，宫崎没有来得及仔细查阅作为雍正朝的根本史料之一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的《雍正朝起居注册》全五册（中华书局，1993）。

最后稍微讲一下本书选入中公文库的经过。《游心谱》出版后，担任编辑的小林久子正式提出了出版文库本的建议，宫崎欣然允诺。因为机会难得，仿照曾经《隋的炀帝》选入中公文库之际附载论文《隋代史杂考》的体裁，我斟酌决定将《〈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一并载入。

1996年4月

[1] 砺波护，1937年出生，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师从宫崎市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