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1648年至1815年间，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长期、缓慢的巨变，影响深远。好战、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了以宫廷为中心（就算仍然好战）的贵族阶层；同时，受过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他们通常担任公务员和低级宫廷官员的职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思考和探寻方式。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引发战争的缘由，并且失去了在文化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经文作为历史文本解读，其绝对的权威也受到了质疑。新的宗教流派更注重内心世界，同时，实践理性主义也开始发展，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不断变化。而不管有多少陈腔滥调认为德意志人民不关心政治，德国启蒙运动还是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务实了。18世纪晚期，德国掀起了文学复兴，德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辞藻变得极为丰富。18世纪的德国在古典音乐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不管18世纪的德国是否是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都不可否认它在文化上的活力，而这也是由德意志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催生和促进的。

图17 巴伐利亚南部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祭坛。摄影：哈里特·C.威尔逊（Harriett C. Wilson）。

17世纪晚期是德国巴洛克盛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部的天主教邦国，那里竖立着宏伟的巴洛克教堂和修道院，代表了教会的精神和世俗权力。从慕尼黑的铁阿提纳教堂（Theatinerkirche）的设计中看到，这一时期建筑风格深受意大利的影响。同样，教堂设计与宫廷风格的艺术也密不可分，后来被更为轻快、世俗的洛可可风格所取代。正统的路德教派在三十年战争后发展成更为压抑的经院哲学，丝毫没有天主教派在措辞上的细致和愉悦。

17世纪末至18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正统教派都遭到了一些教派的反对。詹森主义是罗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旨在废除天主教内部的一些所谓“迷信”因素，但并未获得长期的成功（经常遭到指责的图像崇拜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还有所谓的“天主教启蒙”，部分是为了反对看似过分扩张的耶稣会势力。在新教教派中，许多人赞同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的观点，认为应当延续新教传统的直接宗教体验，即信徒直接与上帝交流，并可以基于个人对经文的理解，积极融入宗教生活。虔敬主义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仅仅停留在了神学的层面，并未改变生活。他们强调个人的皈依经历，鼓励信徒过上新的、积极的基督教徒生活。非国教教徒的小团体开展秘密集会，一起读《圣经》、祈祷，并分享彼此虔诚的生活。

虽然汉堡、萨克森等地区虔敬主义教徒往往面临被处决并驱逐出境，但在其他地区，他们却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于不同的德意志领地邦国、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各不相同，虔敬主义教徒在不同地区遭到如此迥异的对待，是可以理解的。符腾堡地区相对稳固的路德教会甚至能够包容虔敬主义的思想，这后来影响了图宾根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包括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和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等名人。可以看到，在普鲁士，国王支持虔敬主义，以此对抗在地方虽根深蒂固却摇摇欲坠的路德派信仰。随着虔敬主义教育机构数量的激增，从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勒的著名孤儿院和学校，到新建的哈勒大学（1694），再到柯尼斯堡等地，虔敬主义的影响逐渐深远。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但是其影响仍可以说广泛多样。许多学者认为，德国重大的文化运动，比如注重内心世界和个人发展的感伤主义（sensibility，Empfindsamkeit）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注重描写自我成长和教育），都受到了虔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虔敬主义与后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的世俗化文化、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需牧师或教会等机构，教徒们就可私下会面讨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这毫无疑问促使人们重新信任理性。因此，18世纪的德国诞生了新的精英阶级，不分等级，亦不问出身。强调实践、相信天赋提升的可能性，这些理念扩展至初等、中等普及教育中，尤其是在普鲁士，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推翻当时的社会秩序。无法确定的是，虔敬主义提倡重视内心世界，是否导致了人们对政治越来越不关心。个人对宗教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对世俗政治的参与程度都取决于其个人境况和性格。谁也不会责怪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缺乏政治热忱。

当一些邦国依旧无法容忍宗教少数派时，另一些邦国则渐渐展现出有限度的宽容。这种宽容多半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非经过对道德正确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战争后，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普鲁士敞开大门，欢迎对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数派进入邦国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被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大约有30万人，而留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有2万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国文化的痕迹。1731年，约2万名新教徒从萨尔茨堡逃往北部，门诺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会（Zinzendorf’s Brüdergemeine）等少数派教徒也在普鲁士定居下来。普鲁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领主信仰加尔文教派，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当宽容，这也是为什么领主能与早已奠基的路德国教教会和平相处的原因。

18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中世纪起，由于犹太教允许放高利贷，犹太人一直从事商业中介和货币借贷。他们聚居在几个有限的犹太人居住区，其中最大的在法兰克福。由于他们的穿着、相貌、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十分独特，加上他们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恶的商业角色，犹太人总是成为迫害的对象。人们甚至以为犹太人在仪式上会杀死小男孩，而这仅仅基于1476年特伦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这种偏见引发了16世纪对犹太人的“报复性”攻击，人们甚至把它刻在了法兰克福的大门石头上，用以警示后人。18世纪，犹太人开始采取新的规章，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境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专制主义加剧的邦国发现犹太人的资金和金融经验对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对邦国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感兴趣的领主。许多犹太家族在实业和银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还有特殊的“宫廷犹太人”，他们在各项事务上为宫廷诸侯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符腾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许斯·奥本海默（Süss Oppenheimer）。纳粹后来拍了一部疯狂的反犹电影《犹太人许斯》（JudSüss）来影射他。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小商贩，他们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但在某些地区有所改善。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在奥地利颁布的宽容敕令让大多数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进行宗教活动。1782—1783年，几位诸侯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犹太人，犹太人因此可以在维也纳地区的任何地方定居（不只是他们的居住区），但是他们的数量仍然受到限制，也无法修建犹太教教堂。对犹太人的财税剥削仍然持续，不过某些强制性、羞辱性的惯例被废除了，比如佩戴黄色臂章。在普鲁士，虽然犹太人直到1811—1812年才取得了法律上完全的平等地位，但他们确实在18世纪获得了较多有限的特权。第一所犹太人学校于1778年在柏林成立，犹太人的期刊也是在德国报刊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创办的。犹太人为启蒙运动也作出了贡献，其典型代表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他是莱辛的剧作《智者纳坦》（NathanderWeise）描写的对象，剧作的主题是呼吁宗教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