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2/2页）

然而，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们期望的样子。一开始，很多人欢天喜地，许多奔赴前线的德国人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热忱中，甚至有很多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投票时支持战争，只有少数帝国议会成员反对给战争拨款提案投票。德皇宣布国内内战结束，“国内和平”（Burgfrieden）开始。德意志精英有意识地将战争视作“前进的逃避”，“对和平时期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种方法。德国战士唱着爱国歌曲迈入战场，怀着一种甜蜜的错觉，以为能马上打赢敌人，回家过圣诞。

19世纪的战争通常很短暂，往往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伤亡较少，早早结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不是典型的19世纪的战争。它冗长拖沓，让人筋疲力尽。士兵们被泥土溅污，被炮弹震得肝胆俱裂，躲在战壕里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前线却仍旧没有什么进展。人员伤亡很多，但却对战局没有多大影响。就像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样，虽然人员伤亡惨重，却还是形成了僵局。德国经济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战事。眼看着士兵的粮食供应中断，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国内的士气越来越低。1915年起，时不时有饥荒发生；1917年4月起，大罢工也时常发生（1917年在俄罗斯成功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7年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1916年战争遭遇了一些挫败，议会对海军和潜艇战都争议不断，蒂尔皮茨被迫辞职。1917年4月，德国潜艇攻击民船后，美国加入了战争。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鲁登道夫·兴登堡（Ludendorff Hindenburg）领导的军事独裁政府（虽然在仓促的换届中还保留了两名文职大臣）。德国大众对战争感到越来越疲乏，帝国议会中也渐渐提出了支持和平的联合政府（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合政府），但一些德国人仍然怀着兼并主义的想法。1917年夏，右翼的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成立，它支持军队的领导。这个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中一名成员是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后来是德国工人党（DAP）的领导。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Nazi, NSDAP）的前身。民族主义者希望将对战争的批评转化为反犹主义情绪，他们声称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犹太人还没从中挣够钱。（后来，他们又认为军队在国外是无法被战胜的，而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从内部瓦解了德国。）尽管在1917末至1918年初，战争有可能和平结束，但德国最高统帅和兼并主义者还是选择实行权欲熏心的计划，认为若要解决国内问题、镇压社会主义，就要对外征战。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是刚完成革命的俄国被迫签署的，它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兼并主义者的信心。然而，到1918年夏，即使是最有偏见的德国将领也必须承认，战争失败了。

政府担心国内会爆发最后一次“从上至下的革命”，因此采取措施预先加以制止。军队将领导权移交至文职官员。为了符合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政府开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到时能签署更为仁慈的和平条约。然而，正如本书下一章要讲述的内容，战后短短几个月内，自下而上的革命爆发了。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倒台，第一个德意志议会制共和国成立。

对德意志帝国的评价不应该一边倒。老一辈的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德国的统一和历史上帝国的伟大时刻欢呼雀跃，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却也的确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在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中，国内政治摇摆不定，从一个承诺转眼跳到了另一个，没有对重要事件的长期规划，比如帮助工人阶级和平地融入工业化前的精英阶级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社会。读者不用认同带有目的论和进化论观点的“迟来的国家”或者“德国历史的特殊性”（Sonderweg），就能够意识到德意志帝国不同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取得平衡。但其后继者魏玛共和国也没有比它更成功。在民主议会制的框架下，德国没有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这也就为采取更激进的做法铺平了道路。旧的精英阶层退位，将权力移交给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希望煽动性的群众运动在拉拢大众的同时由精英阶层控制。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矛盾的升级，这最后一次转变却是最为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