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

20世纪80年代晚期，控制中欧40年的体系开始发生巨变。经济疲软、政治无力的苏联已经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了，再也无法为东欧撑起巨大的保护伞。此时的苏联希望平息国际矛盾，转而解决国内层出不穷的问题。在改革派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了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这对欧洲战后格局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从非干涉主义的角度来看，苏联放弃东欧卫星国，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化，这一举动可能使民主化进程在波兰和匈牙利继续发展，并分别结束两国的共产党执政。昂纳克执政后期，政治压迫越来越明显，东德改革的希望就此破灭，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任执政者是个改良派。

实际上，导致东德旧政权解体的改革并不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政权危机才引发的。1989年夏，匈牙利新上任的改革派领袖开始拆除与奥地利边境上的防御工事。这就让持东德护照前往西方国家的限制成为摆设。8月，大约22万东德游客来到匈牙利，其中可能有1/10的人只带了一点随身的行李，他们想利用边境开放的机会，逃到西方国家去。起初，西方作为接待者欣喜若狂。他们建了难民营来安置这些移民，德国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节日的气氛笼罩着欧洲，“在西德土地上的德国统一”这一说法口耳相传。当每晚看到西德的电视新闻时，其他的东德人也决定趁此机会去往西方。一些人经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一些人到布拉格和华沙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一下子，这股出走的浪潮就到了危机的边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再也无法承受前来寻求庇护的上千名东德人，接受难民的政府在东西德两国政府之间局促不安，西德政府开始担心西德经济和住房如何容得下几万移民，而东德政府早就意识到，公民的大量流失必将导致重大危机的发生，不仅会如60年代一样影响到经济运作，还会导致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封锁所有国家的边境来遏制出走浪潮，则不仅会将东德人困在东欧，还会使所有东德人陷入“软禁”的境地，这种做法明显不切实际，而且等于承认了失败。

埃里希·昂纳克本人的健康问题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他在夏天刚刚做了胆囊手术，据传还患上了癌症（后来经证实确认）。昂纳克一边无视本国的问题，一边继续筹备1989年10月东德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东德许多群体开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其中最大的团体叫做新论坛（New Forum），这个政治运动团体并没有简单地阻止东德人离开，而是坦率直面了为什么这么多东德人想要离开的问题。这些早期的改革呼声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们拒绝西德的体制，希望建立一个更为人性化、非斯大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受到莱比锡每周举行的群众游行以及其他城市小规模的类似活动的影响，这些改革呼声持续不断，要求从建设性改革的角度发起国内的政治讨论。起初，一些人虽然担心群众游行会遭到政府直接的武力镇压，但还是鼓起勇气以和平的方式游行，而且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教会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组织作用，人群以非暴力的抗议形式，举行和平的点蜡烛、守夜、祈祷和集会等活动。10月9日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府宣布放弃对莱比锡游行的武力镇压，这相当于承认了公众要求对话的合法性。从此以后，游行队伍继续壮大。

东德领导人面临着国内的挑战和戈尔巴乔夫引发的问题（他出席了东德空有形式的40周年庆祝活动），试图发起一场实质上的“自上而下的最后一次革命”，从而避免自下而上革命的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重新掌控越来越混乱的局面。10月18日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昂纳克作为统一社会党的领袖被罢免，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取而代之。这位新任党的领袖作风强硬，一直被称作是昂纳克的“王储”。克伦茨结束了在莫斯科的短暂访问后，带着一贯的笑脸回到东德，主持最初阶段的改革工作。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刚刚改变主意的领袖对改革抱有诚意，当时还有漫画配文“鲨鱼有漂亮的牙齿，亲爱的”，意指克伦茨在大笑时露出的牙齿。民众继续要求更彻底的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游行队伍不断壮大。同时，逃往西方的难民潮还在继续，此时的难民更是选择了途经捷克边境的较短路线。

很明显，此时横跨欧洲的“铁幕”已经千疮百孔。东德领导人为平息动乱，向民众做出了有限的让步，规定去西方国家必须获得许可证，并且每年只能出国4周，但没有人买账。11月9日星期四，在一场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一位疲惫不堪的政府发言人宣布，柏林墙已经不再拥有先前的功用了，东德人可以获得新的通行自由，此举影响深远。这个通告一发，所有人瞬间沉浸在了狂喜之中。

住在柏林两边的民众冲向了柏林墙。很快，东德边境的守卫放弃了盖章，也不再发放签证，四处洋溢着欢欣鼓舞的狂欢气氛。午夜，有人在柏林墙上跳舞、喝香槟，两边都有人帮助对面的人翻墙。柏林人在这堵墙上团聚了，柏林墙再也不是居住地的边界，而只不过是一层混凝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德边界和柏林分界陆陆续续解除了封锁，新的通道打开了，两方都努力减缓随之而来的交通压力。新的时代开始了，大量的东德人冲向了西德，想看一看在墙的另一边富裕的禁区里是什么样子。随后，他们又回到了东德，行囊里装满了香蕉、橘子等少数他们能用仅有的西部货币购买的东西。

图37 人们从已经被废弃的柏林墙上凿出纪念品，一位西德退休老人在旁观看。摄影：科尼利·尤斯伯恩（Cornelie Usborne）。

狂欢后不会没有宿醉，“德国问题”也不会随着边界的开放而消失。不过，真正的问题从1989—1990年冬才开始显现。一方面，难民仍以每日1000—2000人的数量进入西德，一年大约30万—50万人。很明显，一些东德人仍然觉得他们在西德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或是对新上任的领导层没有信心，认为他们发起的改革必然不够彻底，很难令人满意。而不断涌入的难民对西德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与极端政治运动有关的社会矛盾也一并爆发。这次，比起对待夏天来的难民，西德人的反应变得冷淡多了。另一方面，随着科尔总理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话题，复杂的国际问题接踵而至。国际讨论的重点成了在东欧民主化后，华沙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角色问题，将市场因素引入东欧经济的问题，及其与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德国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