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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难想象孩提时期的克利夫顿·丹尼尔所处的药品杂货店的环境。他冷漠而优雅的风格，他在《纽约时报》处理公司事务时居高临下的气派，他偶尔在广场酒店的橡木屋餐厅扔掉一瓶葡萄酒陈酿的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出生在特权世界的人。丹尼尔留给他《纽约时报》的同事和下属的就是这种印象。他们很少和丹尼尔一起到办公室之外参加社交活动，所以他们和他最密切的接触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在他办公室举行的、后来越开越长的新闻会议。

现在是3点40分。这是初夏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丹尼尔坐在他的《纽约时报》大楼三层宽大的办公室里，旁边是繁忙的新闻编辑部。今天他一早就来到了报社，觉得很放松，看起来不错，晒得黝黑的皮肤模糊了他眼睛下的黑眼圈，突出了他长长的波浪头发上的银白色。他和妻子（婚前叫玛格丽特·杜鲁门[注：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1924—2008），婚后改名玛格丽特·丹尼尔，美国歌手，后以写作连环杀手题材小说闻名。她的父亲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是美国第32任副总统（1945年），随后接替因病逝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在贝德福村附近租了一所带游泳池的别墅。贝德福村是纽约州有权势的富人居住的安静社区，有大量的树林和空地，有供骑马用的尚未铺好的乡村小路，而且没有任何发狂的娱乐——这种娱乐是丹尼尔夫妇在曼哈顿极力避免但又难以躲避的事情。他们结婚比较晚：她32岁，他43岁。到此时，他们都已经享受过了非常放纵的自由，乐于安顿下来。玛格丽特特别想保护隐私，当年作为华盛顿的一个姑娘她很少有什么秘密，后来她不得不同流言蜚语做斗争，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说她经常委身于每一个和她约会的男人。有报道说，她在1955年夏天曾在新泽西的单身州长罗伯特·迈纳的家里过夜，这种消息连《纽约时报》也无法拒绝，但这一年晚些时候她碰上了克利夫顿·丹尼尔。

那一年，玛格丽特外出参加了一个晚餐聚会，后来又去参加了乔治·巴克尔夫人家的另一场晚会，这位夫人是丹尼尔在伦敦的一个朋友。丹尼尔当时刚从莫斯科执行一项国际采访任务回来，开始爬上了《纽约时报》的管理阶梯。这天晚上巴克尔夫人把他介绍给玛格丽特，他现在还能够非常详细地记住这一天最细小的细节。他记得住玛格丽特头发的样式、她的鞋子、她高雅的气质，这是她的照片所无法显示出来的。她当时穿了一件低领口的暗蓝色的芳塔娜[注：芳塔娜（Fontana），由米克尔·芳塔娜与焦万娜·芳塔娜姐妹于1944年在罗马创立的时装品牌。]牌的裙子，他抵挡不住从她胸口向下看的诱惑，且所见之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他们在一个角落谈了好长一会儿。丹尼尔告诉玛格丽特，如果她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的女儿是在苏联长大的话，她就根本不会被人所知，因为那里的政治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家庭抛头露面。这使她很感兴趣。他非常老练地喋喋不休，在她离开之前，他已经安排好了以后共进午餐的日期。五个月后，1956年的春天，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一座圣公会教堂里，玛格丽特再一次在唱经班里唱起了歌，他们结婚了。

现在十年过去了——并且有了四个儿子，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丹尼尔正享受着贝德福的美好夏天。与做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女婿不同，丹尼尔正体验着成为另一个人物的新感觉——他最终被公认为新闻界的一个卓越的重要人物。杂志文章最近对他进行了专访。他刚刚上了新一期的《今日传记》。一个月前他向世界新闻协会提交的一篇讲演稿在《纽约时报》上获得了将近整整一版的报道。这篇出色的讲演稿谈到了美国在猪湾登陆入侵古巴之前，《纽约时报》内部出现的紧张场面：在1961年那个特殊的晚上，报社的编辑们为探讨怎样把入侵之前写的这篇文章排在头版的问题出现了愤怒和冲突。最一开始，丹尼尔回忆起，当时这篇文章被安排在头版头条。但后来，报社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听从了他亲密的朋友詹姆斯·赖斯顿的建议，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把它排在头版不怎么突出的位置上，缩小了它的标题字号，并且不涉及即将开始的对古巴的入侵。德赖富斯和赖斯顿觉得，向美国人民隐瞒某些致命的事实，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介入情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报社的其他编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中有个人非常恼怒，以致激动得浑身发抖，脸色变得“苍白”，要求德赖富斯本人从业主位置上下来，并以个人名义要求《纽约时报》进行自我审查。德赖富斯考虑到国家安全以及那些准备在古巴海滩上献出生命的士兵们的安全，同意这么做。丹尼尔在他的讲演中说，但是在这次入侵失败后，就连肯尼迪总统也承认，《纽约时报》也许过分地注重保护美国的利益了；肯尼迪指出，如果《纽约时报》提前发表关于这次古巴冒险所含的一切，也许这次入侵就会被取消，也许这场流血惨败就会得以避免。

丹尼尔的讲演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假定仅靠《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就能阻止一场军事入侵，尽管这种观念对许多看重《纽约时报》对华盛顿的说服力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是《纽约时报》在全文发表丹尼尔的讲演稿时漫不经心地给自身注入了一种新见解。因此，它第一次承认了《纽约时报》编辑之间存在着的不和，新闻编辑部存在着的愤怒和烦恼。对于许多不知情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创始性的新发现。他们或许想象《纽约时报》的内部更接近于它表面流行的形象，像一座平静尊贵的大教堂，灰衣女士[注：灰衣女士（Good Gray Lady），又称the Grey Lady，是《纽约时报》的别称，嘲讽其不苟言笑、老套刻板的形象与风格。]之家。也许几年前《纽约时报》更像这个样子。但在20世纪60年代，它已不是这样了。

表面上看，《纽约时报》的情况是不错的——发行量比任何时候都高，按行计费的广告数在上升，金钱滚滚而来，报纸的声望和权力在扩大。但随着这家报纸的增长，它已经变得极不好管理，办公室王国兴旺起来。在最近的几年，一场平静的革命已经在时报社内部进行着。这场革命因其策略和计谋而见特色，而丹尼尔的文章只是透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单是意见的多样化，高层人士的自负和口味，还有哲学上的差异，这一切使报社的老人同年轻人分化开来。老人担心这家报纸丢掉了它的传统，而年轻人却觉得传统成了累赘，甚至在掌握报社所有权的家族成员中，在大家长阿道夫·奥克斯的继承人中也有重新评价和怀疑。奥克斯在世纪之交从田纳西查塔努加来到了纽约，购买了处于衰败期的《纽约时报》，使它复活起来。当奥克斯1896年购买这家报纸时，它每天的发行量已经下降到了9000份，比该报1851年创办才10天时的发行量还少。到奥克斯1935年去世时，报纸的每日发行量是46.5万份。这一数字现在已经翻了一番，而且自阿道夫·奥克斯去世以来还有过几次更好的变化。然而，在许多方面《纽约时报》仍然是奥克斯的报纸，是他的神龛，他充满智慧的话语仍然被那些深受他影响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