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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纽约下午4点，伦敦晚上9点，开罗夜里11点，西贡早晨5点，东京早晨6点，所罗门群岛早晨8点——《纽约时报》在全世界的记者状态不一，或焦急，或清醒，或活跃，或沉睡。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秘书不为远方的奇特事物和奇情文学所触动，考虑去喝咖啡休息一下；文字编辑，惯于久坐的文牍生活，平静地写着标题：《集会推迟象征中国罗马尼亚间裂痕》《密西西比警察用瓦斯击溃露营的民权支持者》。编辑们准备走过新闻编辑部去丹尼尔的大办公室，克利夫顿·丹尼尔正在等着他们，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阅读一些便条，这是他今天早晨早些时候从贝福德坐火车阅读《纽约时报》时写下的，以便提醒自己事情不那么令人愉快。

这天早晨的版面已经达到了大多数日子的标准，但上面有许多东西使他感到惊恐——缺乏清晰，有点猜测，报道凌乱。等到他的编辑们在他的办公室集合起来，他打算告诉他们这一点。例如，在第7版，有一篇伦敦的记者关于英国盛行非法广播电台的报道，说一项下议院的法案会使这些电台沉默下来。这篇报道的表达如此之糟，以致丹尼尔为了弄懂这篇报道不得不读上两三遍。此外，在第48版，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篇政治报道上的标题有一个最不幸的错误：《里根在加利福尼亚比赛中排除了戈尔茨坦的帮助》。戈尔茨坦？谁是戈尔茨坦？丹尼尔读了这篇报道，发现戈尔茨坦实际上是戈德华特，巴里·戈德华特[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1—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曾于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还是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尽管这也许是一个印刷的错误，但丹尼尔震惊的是校对根本没有注意它。

但这天早晨最使丹尼尔生气的是第11版上那篇关于查尔斯·戴高乐访问西伯利亚的报道。前八段实际上是写得比较好的一部分。丹尼尔之所以特别关注它，是因为在11年前，即1955年夏天，丹尼尔到西伯利亚旅行过，这是他作为记者的最后一次飞行，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忘的任务。丹尼尔当时是西方非共产党报纸在苏联的唯一常驻记者，他在1954至1955年的文章中已经描述了他当时经历的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个40岁刚出头的文雅的单身汉在苏联转悠，参观博物馆，观看芭蕾舞，报道苏维埃的时装表演，目睹着东西方关系的突然改善，因为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着手推行伏特加外交的新政策。丹尼尔到达西伯利亚时，戴着他的新毛皮帽，想象自己是一个时髦的边疆人，私下里预见自己会对西伯利亚的单调乏味感到厌烦，但他对自己在那里看到的以及对它的反应感到惊喜。他几乎被这个地方吸引了，他看到热情友好的工人和农民过着一种艰难但正常的生活，试图实现一种更好的生活。这种场景的一部分奇怪地激发起丹尼尔的回忆，他想起了他父亲经常以温和幽默的口气讲述世纪之交北卡罗来纳的一些故事。早年丹尼尔一家和其他居民如何砍伐树木去建设泽比伦镇，粗糙的边远蛮荒林区的生活所充满的原始挑战和不牢靠的梦想。克利夫顿·丹尼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把他在西伯利亚看到的情况同他听父亲描绘的泽比伦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现在，1966年，丹尼尔阅读着戴高乐的访问，阅读着成千上万的西伯利亚人如何沿着游行道路欢呼法国领袖，突然他停在一句话上，这句话推测这次访问“给他们那里带来了好奇和快乐——一种单调乏味生活的中断”。单调乏味的生活？丹尼尔生气了。《纽约时报》的这位记者如何能断定西伯利亚人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这位记者仅仅是和其他采访戴高乐的新闻人士一起飞到西伯利亚，丹尼尔思忖，对西伯利亚人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判断绝对没有什么证据。丹尼尔读着，越来越无法忍耐……

在编辑们开始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丹尼尔抬头看了看。所有人都身着深色的夏季套装，只有体育助理编辑只穿衬衣，戴着丑陋的紫色领结。跟在他后面进来了女性新闻编辑夏洛特·柯蒂斯，穿着合身的、苗条普奇风格[注：普奇风格（Pucci-style），指意大利服装设计师埃米利奥·普奇（Emilio Pucci，1914—1992）创立的同名时装品牌的风格，擅长将色彩鲜艳、具有波普艺术风格的印花图案，与柔软轻飘的丝质面料等设计元素相结合。]的火红色服装，丹尼尔似乎是喜欢的。她的头发是草莓色的，她细长的脸一直冷冰冰的，直到丹尼尔对她笑笑，她也很快报之以微笑。她在丹尼尔的左边坐下来，把她的右腿搭在左腿上，桌子下面，一只高跟鞋挑在她的细脚指上。

当其他总共16人进来时，丹尼尔站在桌前点头示意。罗森塔尔到来时，丹尔尼又笑了笑，挥手让罗森塔尔坐在自己右边的椅子上。罗森塔尔一头黑发，有一双孩子似的蓝眼睛，戴着黑色角质框的眼镜，稍微显得害羞。于是，罗森塔尔自觉地瞥了一下坐在桌子对面的他的亲密朋友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一个高个子、做事认真的编辑，当时取代罗森塔尔担任了纽约的编辑，而罗森塔尔去填补了索尔兹伯里的空缺。盖布尔看了罗森塔尔一眼，报之以微笑。

最后一位进房间的是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块头，四肢灵活，有着一张红润的圆脸，两鬓已白。他轻松地走进来，走过其他编辑身边时频频致意，但没有和他们一起坐在会议桌边。卡特利奇走到了房间的后面，坐到离丹尼尔稍后一点的一个位置上，舒服地坐下来，跷起了腿。丹尼尔回头看看卡特利奇，点点头，然后转向其他人，等着他们都坐好。

在这个下午稍早些时候，丹尼尔就已经了解了大部分进展情况，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涉及的只是某些编辑。丹尼尔安排每一个编辑负责世界的一部分地区，每一个编辑都会被更老的编辑注视和监督。这些老编辑在圈子之外坐在离墙更近的地方——有卡特利奇，有来自其他部门的老兵，有来自业主办公室的管理者，偶尔也有业主本人。墙上奥克斯和范安达及他们的继任者的照片俯视着这些进程。丹尼尔的办公室每一天开会主要是重新确认《纽约时报》的传统，过去和现在的一种交融。丹尼尔确信，如果阿道夫·奥克斯还活着，他不会因为今天在《纽约时报》看到或读到的东西而不高兴的。奥克斯也许会为某些变化而惊奇，或者迷茫，但总的说来他不会不高兴的。相对而言，《纽约时报》仍然是一个保守的报纸，在头版顶端印着奥克斯偏爱的口号“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自奥克斯1896年买下这家报纸以来这个口号一直存在着。《纽约时报》的这位族长仍能看到，它仍在努力作为一家新闻报纸，而不是专栏作家的展柜或表达意见的公报。丹尼尔今天早晨读的这一期《纽约时报》，是没有报道任何地震灾难、天才去世的典型一期，佐证了丹尼尔办报的宗旨，尽管他发现还有一些缺陷。今天的《纽约时报》比世界上任何一家报纸登的新闻都多，有更多的名字，更多的统计，来自更多地方——参议院、服装业中心、华尔街、扬基体育场、越南广治省、海牙——的更多报道。丹尼尔把《纽约时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宴会桌，有着适合于每一个人的东西：趣闻琐事，烤政治猪肉，细碎的混乱，巴基斯坦酥皮——如果它是新闻，如果编辑部认为它可以被印出来，它就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争取在历史上写上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