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形成（第5/12页）

一般人到了这个层次，便会考虑下海，跳到体制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孔丘不是这样，他坚持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了一肚子学问，如果不去当官，有如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那番话，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身上：他不满足于当理论家，他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将它改造成他认为是正常的模样。

孔丘三十岁那年，在曲阜见到了来访的齐景公和晏婴。据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对话，齐景公对他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这次对话成为五年后他奔赴齐国的契机。

孔丘三十四岁那年，孟氏的族长仲孙貜去世，临终前将两个儿子——仲孙何忌和南宫敬叔托付给孔丘，让他们跟随孔丘学礼。这也是孔丘收过的地位最高的学生。

孔丘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季孙意如赶到了齐国。仲孙何忌当年十四岁，孟氏的家政由家臣们把持，他们站在季孙意如那边，参与了进攻鲁昭公的行动。对于这种做法，孔丘肯定是不能赞同的，他选择用脚投票，也步鲁昭公的后尘，来到了齐国。他一开始在高氏家族中担任家庭教师，希望通过高氏再度见到齐景公。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他不是那种浪费时间的人，等待的过程中，他找到齐国的大乐师学习古代的音乐，而且完全沉迷进去，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一时传为美谈。

齐景公见到孔丘，问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很大，孔丘却只用了八个字来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猛拍大腿，说了一句大实话：“讲得太好了，如果不是那样，就算仓库里有粮食，我恐怕都吃不到了！”

这八个字在现代常被人诟病，认为是封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个人之见，封建不假，但是八个字的背后透出的“正名”思想，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试想，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原则，既是对臣的约束，更是对君的约束，难道有什么错吗？一个社会，如果“公仆”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朝不保夕，噤若寒蝉，是不是也该想想孔丘那八个字，好好地正一下名呢？

几天之后，齐景公又接见孔丘，再度就如果治理国政征询他的意见。孔丘的回答仍然很简单：“节省财用。”那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别今天开运动会，明天搞赛歌会，把个办公楼修得比周天子的还气派。花钱的时候多思量，把钱用到点子上，那就OK啦！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便想赏给孔丘一块封地，让他安心为齐国服务。没想到晏婴站出来强烈反对：“这些儒生尽瞎扯些没边的事，说得好听，却没人愿意去执行。他们举止傲慢，自以为是，谁也指挥不了。他们特别爱办丧事，破产也要厚葬，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他们到处游说，推销过时的政治主张，求官求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周朝礼崩乐坏已经多年，他却还在那里大放厥词，说什么穿衣戴帽要合乎礼，上车下车要怎么优雅，那一套东西让人一辈子都学不透，多少年也掌握不了。您如果要用他的理论来治理齐国，只怕适得其反。”

晏婴无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从前面的“二桃杀三士”和现在对孔丘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其实也有狭隘的一面。齐景公历来对晏婴言听计从，再见到孔丘时，虽然还是很尊重，却不再提有关治国的问题了。孔丘感觉到了这其中的变化，不久之后就离开齐国，又回到鲁国。

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即位，孔丘四十二岁。鲁国的政局依然不稳定。也许是受了老子的启发，也许是经受了时间的历练，孔丘现在对于做官这件事，态度就淡定多了。他对学生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政治开明，我就说两句；政治不开明，我就马上闭嘴，不给政府添乱。这种圆滑的态度，和当初那个信誓旦旦要为世界正名的孔丘判若两人。他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更进一步的表态：如果实在没人爱听我唠叨，我就乘条小船，漂流到海上去隐居吧！

这一时期的孔丘，确实是韬光养晦，将注意力转移到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上来。公元前505年，季孙意如去世，季孙斯继承家业。有一天季家在院子里打井，挖出了个罐子，里面有一只类似于羊的小动物。有几个好事者故意到孔丘那里诈他：“我们挖到了一只狗。”孔丘问明了情况，很肯定地说：“以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只羊。”人们大吃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孔丘说：“书上说了，山林中的怪物叫夔，水里头的怪物叫龙，土里的怪物叫坟羊。如果是挖井得到的怪物，必定是羊。”那些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个故事。吴王阖闾出兵讨伐越国，在会稽城得到一根骨头，仅骨节就能装满一车，谁也不认得。他听说孔丘博学多才，便专门派人到曲阜来问孔丘。孔丘说：“当初夏禹召集天下的神仙鬼怪到会稽山开会，防风氏迟到了，禹就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一节骨头就有一辆车子那么长，我估计你们得到的就是防风氏的骨头。”吴国人很惊讶，又问：“那神仙鬼怪又是怎么回事呢？”孔丘说：“山川之神能够纲纪天下，而主管祭祀山川的人就叫做神，祭祀社稷的便是诸侯，他们都归周天子管辖。”吴国人听得晕晕乎乎，追问道：“那防风氏管什么呢？”孔丘说：“祭祀封山和禺山。”吴国人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防风氏有多高？”孔丘笑了：“僬侥氏高三尺，这是最矮的人。最高的人不能超过十倍，顶多也就是三丈吧。”吴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意而归。

空有那么多古怪的知识，孔丘没写本《魔戒》，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正是阳虎祸乱季氏的时期，如本书前一节所述，孔丘似乎还出来帮阳虎做过事。但很快他便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站在哪边都有很大的风险，于是又回到家里，专门从事《诗》《《礼》《乐》的整理工作。相传他在这段时间还开始着手修订鲁国的史书《春秋》，这也就是本书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史实。

如果孔丘确实做过那些工作，那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兵荒马乱，礼崩乐坏，上古的典籍残缺不全，再加上周朝遭遇了王子朝之乱，大量古籍遗失损毁。孔丘几乎是力挽狂澜，一方面考查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一方面整理残缺的文字。据说他将上起尧舜，下至秦穆公时期的皇家档案文件都编排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资料。后人读到的《尚和《礼记》都是由他编定的。另外他还对古代流传的诗歌进行了删选，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诗经》，而且他给这三百多首古诗都配上了乐谱，以便于人们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