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尽管苏联依然使出浑身解数，意欲扩展其影响力，世界革命的目标却已不再在其议程上。即使连苏联本身的内部状况，也不容其恢复以往的革命传统。若比较当年德国与今日苏联的威胁性，我们一定得考虑……其中基本的不同之处。两相比较，苏联人突然给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可能性，绝对远比战前的德国为低。

——罗伯茨（Frank Roberts），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向英外务部报告书，

伦敦，1946年（Jensen，1991，p.56）

战争经济，为许多人创造了一份轻松稳定的好差事。其中有数以万计的文武官僚，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的工作内容，不外制造核武器及计划核战争。也有数百万的工人，他们养家糊口的职业，全在于这套核子恐怖行业的存在。还有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则是找出可以提供百分之百安全保证的决定性“科技突破”。此外，还有绝不轻言放弃其丰厚战争财的军火商，以及推销其恐怖理论，鼓吹战争之必要性的战争专家学者。

——巴尼特（Richard Barnet，1981，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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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子弹落地开始，到苏联解体的45年间，全球历史的走向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期。在以后数章的讨论里，我们可以看见45年的光阴，以70年代为分水岭划分为两大时期（参见第九章及第十四章）。不过由于国际上存在的一种特殊状况始终笼罩其间，这两大时期因此熔铸为同一种模式存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峙的所谓“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方熄，人类便又立即陷入了一场可以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局。正如大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战争，并不只限于战斗行为；事实上，只要战斗意愿明白可知，这段时间都可算作战争。”（Hobbes，chapter13.）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显然是“短20世纪”第二阶段的主调，正符合霍氏对战争的定义。一整个时代的人，都在全球核大战的阴影下成长，大家都相信这场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并将造成人类的大灾难。当然有些人以为，其实双方都无意发动攻击，但是连他们也不得不抱着悲观的想法，因为“墨菲定律”（Murphy’s Law）正是人类事务的最有力法则（“如果事情有变糟的可能，迟早一定会变糟的”）。更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政治上、科技上，一件又一件可能会出问题的事情纷纷出笼。核对抗的状况有增无减，演变成长期存在的对抗；基于“保证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MAD）的“疯狂”心理，“以核止核”变成防止任何一方摁下按钮造成人类文明自取灭亡的唯一途径。这种自杀动作，所幸并未发生；但是几乎有40年之久，人类每天都生活在其恐怖的阴影之中。

客观而论，冷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世界大战的威胁性其实并不存在。更进一步来看，尽管双方大言滔滔，尤其是美国一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却已默默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全球武力分布的事实；其分布状况虽然极不均衡，基本上却相当稳定，难以动摇。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在当时的红军占领区，以及其他共产党武装势力的占领地带，并从此不曾试用武力向外扩张半步。而美方的势力，则涵盖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并加上西半球及诸大洋，一手接收了前殖民势力旧帝国主义的霸权范围。同样，它也尊重苏联的霸权地盘，双方两不相犯，互不越雷池一步。

在欧洲地区，各国边界已在1943—1945年间划定。根据有二：一是基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多次高峰会议的协定；二是基于唯有红军才能击溃德国的政治事实。不过其中也有几处未定界，尤以德奥两国为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将东西两方占领的德国地界一分为二，同时将各国驻奥部队全数退出。于是从此奥地利成为瑞士第二——一个坚守中立的小国家，欣欣向荣，外人眼红之余，只有以“枯燥无聊”名之（倒也相当正确）。而西柏林则成为苏联在德国的地盘里的一座孤城，苏方虽不情愿，却也不打算坚持，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

至于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东西方势力的取向就没有这么泾渭分明了。其中只有日本一地例外，从一开始，便由美国一方独占，不但将苏联排除，其余大小各参战国也一律不得染指。至于其他地区，旧殖民帝国的殖民统治已濒临瓦解；1945年时，它们在亚洲大陆更已回天乏术。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旧的势力即将离去，但是在后殖民时期（postcolonial）新起的各个国家却属未定之数。如同我们在以后几章将看见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于是这一带便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必争之地，终冷战之日，明里暗里，冲突龃龉无时或止。双方在此处的地界始终模糊不定，跟欧洲的泾渭分明完全不同。共产党地盘向外扩张，发生什么很难预料，更别提事先协商予以划定了（即使是暂时性、含糊性的协定也难取得）。因此，虽说苏联并没有让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打算，[1] 事实上却发生了。

然而，即使在这些很快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里，不几年间，促成国际政局趋于稳定的条件也逐渐成形。因为态势越来越明显，后殖民时期的各个新兴国家，多数虽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共鸣，本身却也不是共产党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内政治的处理，多半还持有反共态度，在国际事务上则采取“不结盟”的立场（nonaligned，即不加入由苏联领导的军事集团）。简单地说，从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共产党中国早已不属于唯苏联马首是瞻的社会主义阵营了。

根据事实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便很快地稳定下来，并且一直维持到70年代国际形势进入另一个长期危机时期时，才开始变化。在此之前，两大超级强国都颇安于世界并不均分的现实，并竭力避免以公开的武力冲突去解决任何疆界上的争议，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正式开战。双方的行动准则，其实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战的词汇恰恰相反，都以为“长期和平共存”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紧要关头，尽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论上，两边好像快要甚至已经打起来了，事实上，彼此私下却依然相信对方必能自我约束，有所节制。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美国参战，苏联却不曾正式加入，虽然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共方面其实足足有150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Walker，1993，pp.75—77），可是这项情报却秘而不宣，因为美国估计得很准，莫斯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卷入战争。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其实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双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备战姿态被对方误以为真，以为己方真的在为开战做准备（Ball，1992；Ball，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