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第二（第2/3页）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总统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树铮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元洪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备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对张绍曾不能不买账，故派遣亲信张超赴津敦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张超谒见张绍曾，正值张绍曾与友人对奕，张超略陈来意，呈上段祺瑞的聘书，张绍曾没拆看就放在一边，只顾下棋，没有说话。张超木坐一旁，感觉很窘，见张绍曾始终没加理会，忍不住说：“请总理给我一封回信，我好交代执政。”张绍曾奕完一局，写下四句偈语：“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念嗔浩劫开。”

吴佩孚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后，各地方军阀为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12月，赵恒惕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同年四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内，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喧闹一时。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三一八惨案”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两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两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两人赶紧退出。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十五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支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因此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停战：“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12月18日，汪乘蒋介石不在重庆的时机，以外出演讲为由先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留下了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在长文的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蒋介石说：“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行，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六年后能买一只鸡，十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