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第九（第2/3页）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自杀，震动全国，幸而得救。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再下决心，8月7日的日记中说：“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说：“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淡字药之。”“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抱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许春草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自从皈依基督，到86岁终年，无论大事小事，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的、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屡蹶屡起，终成圆满。

徐志摩与其元配夫人离异而与陆小曼结合，徐之好友，多贻书劝阻。其师梁任公亦以千言书致徐，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启超在书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宗吾认真主持，学生多恨之。一天晚上，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他常常在巴黎音乐院大门口徘徊，倾听院墙内的弦歌琴音。一天傍晚，老板开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直奔马德里大街的音乐院。照例在大门盘桓时，冼星海忽然看见一个中国青年从里面走出来，他就走上前，不管对方听不听，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此人正好是马思聪，马对这位“南国箫手”也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冼星海如此穷困潦倒。马思聪答应引冼星海见他的导师奥别多菲尔，冼自此如愿以偿音乐梦。

塞克孤僻怪异，而做事认真。他首次登台，在《父归》中饰演主角，而观众除本校学生外，只有一个厨子买票入场，大家都说只有一个观众，停演算了，塞克说：“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演出竟一举成功，厨师拿着泪水浸湿的手帕离开剧场，完全被感动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陈璧君在听说后赶到现场，汪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璧君说：我完了，我完了！陈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手，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读一点。半年之后，卢就能看英文报纸了。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作孚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的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芸生认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年轻人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都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舍我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