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耻第二十九（第2/2页）

《塘沽协定》后，黄郛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各方头面人物。席间黄郛得意之余，大谈起秦桧，黄说：“人们都说秦桧不好，其实如果没有秦桧的议和，南宋就不一定还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陶希圣为人阴沉，善于察言观色。人们将其归入无行文人之列，说他“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国共都骂”。

1932年初，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杨周熙（时在军政部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蒋交康泽审查，并考核作者。康泽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杨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向蒋介石呈复，说杨投机。蒋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改为“复兴运动”，内容照旧。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虚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辞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召集各方势力会谈，以期尽快建立政权。日本授意王克敏和梁鸿志两人，借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而故意延宕汪伪政权的建成，故此王克敏每在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路的管辖权等问题时，都与汪精卫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账。”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实行高度的压迫和剥削。以艰苦抗战作口实对职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回答说，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盛世才反苏反共后，诬人通共，十分起劲。他曾亲审丁慰慈，查问拿了多少卢布。丁不胜拷打，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人自诬。丁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嫌少，毒打之下，卢布数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还是遭受刑罚。丁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又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说出五十万，盛世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吗？”

陈公博为汉奸行为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

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时，山东范县跑得更快，其县委书记宣布，范县两年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书记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新乐园”。“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大加赞赏，批示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

柏杨被国民党逮捕，调查局的官员刘展华对他软硬兼施，刘说：“你只要坦白，自由就立刻可求。像你这样的匪谍，永不会了解我们三民主义信徒的高贵情操……”柏杨不愿屈服，刘展华就猛抽柏杨双颊，据柏杨说：“拳头像暴雨般猛击我的脸部和前胸，我挣扎着，但他的皮鞋连着踢中我暴露出的小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