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第三十一（第2/3页）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蒋和他的文字，对一般新文学，都怀有很深的成见。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指挥红军战士打了几次胜仗，一时有中央来的“赛诸葛”美誉。有一次，独立团的官兵打胜仗后回驻地，沿途农民向战士祝贺，看见张国焘坐在轿子里，有人以为张是被俘的土豪，说：“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儿。20世纪20年代，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于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1932年，潘兰珍与陈独秀吵架回家，她与陈已生活了两年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陈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在狱中，监狱方面不允许其保外就医，而且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他抗议：“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辩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鲁迅说：“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1943年11月，宪政协进会成立。宪政运动成为上流社会中的清议，如王世杰所期望的，“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高论盈庭，而对现实问题毫无干预能力。黄炎培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一个老人，肥胖的身子要把藤椅冲破。余介绍说：“这是李烈钧先生。”臧对这个民国元老、赫赫有名的将帅说：“久仰了。”余为老人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先生。”李双眼紧闭乱点头：“嗯，嗯，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很生气李烈钧这么引用他的诗句，他后来对余心清说：“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作介绍了。”

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保育院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宋美龄的正统派，一派是改革派。在一次欢迎宋美龄的会上，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标语。一条是：“蒋夫人——我们伟大的妈妈”；一条是：“蒋夫人——我们要饭吃”。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他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1950年，杨荣国出任湖南大学文教学院院长，杨树达感到疑惑不解，有人告诉他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他仍不信：“肯定是广播员念错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他找校长李达，李达权力有限，最后杨树达给毛泽东写信，详叙他对杨荣国的看法，毛没有回信。唐麟告诉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才明白毛不回信的原因，于是“自悔孟浪，遂再奉书”，以求毛的谅解。接到杨两封信后，毛回信说：“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