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专访（第2/2页）

新京报：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对弱小，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的无功。

余世存：人没有立功不能归罪于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这个民族。当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历史中还是不断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们的总体成就没有高到推进社会跃进到现代门槛里去。

新京报：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经历了动乱的知识分子时，是不是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新京报：在你最近的文章《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中说道：“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

余世存：我也承认环境和机遇对个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己：“上大学时，家境不幸以及对自己的怀疑引起的恐惧忧患多于学习的乐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说个人的境遇能够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判断？

余世存：我内心很分裂，其实我只关心两个人以内的事。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怀疑自己，从人性的角度，绝对应该跟犬儒知识界决裂，但我没有勇气。

新京报：你有孤独感吗？

余世存：其实耻辱感要大于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