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权后期的战争模式

494—520年代是北魏后期，魏军与齐梁军队的作战方式已经高度中原化，并逐渐积累在山林、水网地带的作战经验。虽然北魏在“河阴之变”后陷入动荡和分裂，但继起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仍基本继承了北魏的汉化政治基础，其模式一直影响到隋的统一。

第一节 孝文帝时期的魏齐战争形态

北魏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代宋建齐。此举引起北魏军队南侵，双方在淮河沿线展开了一系列战事。但此时魏孝文帝年龄尚幼，其祖母冯太后执政，缺乏对外扩张的冲动；萧道成长期驻防淮南，拉拢边疆武将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战斗力比较强，也使北魏难以在战场上获得优势。所以在南齐初年的一系列战事中，齐军保守住了淮河防线，北魏始终未能将边界推进过淮河。

南齐初年的战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蛮人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南北战争当中。边境蛮人部族生活在淮河上游两岸的山林地带，特别是淮南大别山区及桐柏山区，他们长期受到南朝政权的欺压，希望获得外援。随着460年代北魏占领淮北，南北交界线逐渐靠近蛮人地区。蛮人的上层（多数以桓、田为姓）遂招引魏军进入这一地区，从而引发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事。480年代，在桐柏山北麓的沘阳、舞阴、醴阳地区，魏齐军队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事，齐军尚保持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迁都洛阳，并对南齐政权展开了数次大规模进攻。从孝文帝时期开始，北魏对南朝的战争模式实现了“中原化”的完全转型：兵种上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战术上野战和攻坚战、城垒防御战并重；后勤补给模式上以后方运输为主，不再依赖战场劫掠。只有依靠这种战争模式，北方政权才能够在淮河流域立足，并稳步推进到淮河以南、长江沿岸，最终训练水军进行渡江作战，完成南北统一。这个过程北魏只进行了一半，便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终结，但继起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政权，仍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完成统一。

下文主要分析493—528年间（即魏孝文帝后期到世宗、肃宗朝），北魏对南方齐、梁政权的战争，侧重讨论以普遍征兵制为基础的动员形式在战争中的应用，以及这种动员形式与战场季节、地理等因素的互相影响，并如何使北方军队成功进入江淮之间的战场。

迁都洛阳时的动员规模

太和十七年（493年）夏，孝文帝元宏打破了与南齐持续数年的和平通使状态，宣称要对南齐发动讨伐。从后来几个月的进程看，元宏此次实际是准备迁都洛阳，只是为了避免酝酿阶段的种种阻力而采取了“南伐”的形式。为了保障大量人员、辎重南迁，北魏在黄河上修建了浮桥，并免除了河南、淮北地区七州的军粮。[1]由于在到达洛阳之前迁都计划一直秘不示人，此次“出征”完全按军事行动进行动员，但详细的动员数字则有不同记载。《魏书·高祖纪下》：

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2]

但《魏书·天象志》和《北史》记载的数字却都是“步骑三十余万”[3]。《资治通鉴》用《北史》之说，但未出“考异”。从现实情况看，以“三十余万”较为接近真实：在太和二十到二十一年（496—497年）之交，孝文帝从第一次真正南征的战场返回洛阳，对尚书仆射李冲说起未能成行的太和十七年南征计划：“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4]。可见493年他离开平城时直接率领的禁军部队只有二十万，这也是北魏禁军全面动员之后比较合理的规模。那么，“三十万”的说法又从何来？可能是北魏全境为此次“南伐”而动员的总兵力。因为北魏步兵最主要来源是河北地区，从来都是直接开赴河南战区，不会翻越群山赶到平城；与战区距离最近的河南和青齐地区的军队也应当是就近集结待命，不会远涉到平城。而《北史》为了夸大孝文此次南伐的声势，遂将总的动员数字都计入了从平城出发之军中。至于《魏书》本纪“百余万”说法的来源，可能是当时檄文、诏书中故意夸大的数字。关于此事虽无直接证据，但有一旁证：孝文帝中途止于洛阳时，关中发生羌人叛乱，原定的西路军转而进行平叛作战，其中卢渊所部“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5]，可见兵力夸张了五倍之多。

九月，孝文帝一行进至洛阳后，群臣进行了一番“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的表演，孝文帝便宣布停止南伐，正式迁都。但由于洛阳城郭宫室残破，需要重新进行建设，迁都各项事务也需要安排，所以此后的一年间，孝文帝一行辗转于河北、平城和北疆六镇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为“南伐”进行的战备当已逐渐撤销，已动员起来的军队也恢复正常状态。

第一次南征

太和十八年（494年）夏，孝文帝一边部署迁都事务，一边试图发起南征。河南民力此时已用于新都建设，孝文只能从其他地区征兵。但主持日常政务的官员对此不太积极，因为按照常理，北魏政权无力在迁都之际维持大规模战争，所以此次征兵因臣僚的怠工而延误。御史台官对元澄等尚书官员提出弹劾，批评其在关西动员不力：

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6]

出土《高道悦墓志》对此事亦有记载：

荆扬未宾，豹尾翾路，星遣飞驲，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而兵使褰违，稽犯军律，宪省机要，理膺绳究。尚书仆射任城王，地戚人华，宠冠朝右。尚书右丞公孙良，才望冲远，天心眷遇。皆负气自高，曲树私惠。君并禁劾，会□洗咎，由此声格，遐迩敛属……[7]

核以墓志，《魏书·高道悦传》之“秋季”原为“季秋”，即是九月，集结地点是洛阳，正好乘冬季对南齐发起攻势。此事因牵涉高官太多而不了了之，而集结到洛阳的兵员应远低于预计人数。

经过一年辗转，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朝廷回到了初具规模的洛阳。此时，南齐宗室萧鸾刚刚篡夺帝位，齐政局迅速变幻，各种流言蜂起，边境有传闻称齐“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孝文帝有心乘机发动南伐，但负责政务的李冲和元澄二人反对，他们认为新都洛阳正在营建，暂无实力支持大规模战争。孝文也承认“襄阳款问，似当是虚”，曹虎未必真会投降，但他仍认为，即使没有适当的战机，也可以借南伐“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8]，即向南方政权及民众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这也和孝文正在推行的汉化改革密切相关。所以虽然没有时间进行充分动员准备，孝文仍迅速投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南征作战。十二月，按照孝文的部署，魏军分为四路，对南齐发起进攻，自西向东依次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