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回地圆说及其入华（第2/2页）

元代尚无“地球仪”之称呼，故译为“地理志”。这个地球仪以木制成，当时已经知道地球上水与陆地大致为7：3之比。此地球仪上将陆地以绿色标出，将海洋绘为白色，还绘出经纬线和江河湖海。绘制时以一定的比例尺表示“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可见与现代地球仪相去不远。

元代大量收藏在官府的回回科学书籍普通百姓并无机会接近。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元廷府藏席卷而至集庆（南京）。明太祖理政之暇，浏览元廷藏书时发现，其中有数百种西域图书，字异言殊，无法阅读。遂召回回属臣马沙亦黑等人次第译之。洪武年间刊行于世，其中有一部即为《回回天文书》，此书第一类第十五门《说三合宫分主星》提到：“但是有人烟、生物之外，亦分作四分。从中道上纬度往北分起，至纬度六十六度处止。经度自东海边至西海边，一百八十度。经、纬度取中处：纬度三十三度，经度九十度。东西南北共分为四分。但是地方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上、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北；若纬度三十三度之上，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北。”（注：《回回天文书》，明洪武十六年内府刻本，涵芬楼秘籍景印，上册，页22a。）

“中道”，即赤道。这里就是说，以赤道为南限、北纬66度为北限，自西太平洋的东海之滨至大西洋的西海之滨的欧亚非三大陆分为180经度。取北纬33度和经线90度为坐标原点（其位置当位于今西藏奇林湖一带），分为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片。这部回回著作的译本向汉地学者介绍了希腊地理学的经纬度学说，及欧、亚、非旧大陆赤道以北区域的地理划分。

《回回天文书》虽然译成了汉文，但其有关世界地理的观点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与此相反，穆斯林科学在入华的回回人心目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少数勤于钻研的回回学者在研习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接受了大地球形说。今能见到的是清康熙年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中对地圆说的阐述。他在《天方性理》中说：“地者……其体浑圆而位于空中之中央，周九万里。”这是说他意识到大地悬在宇宙之中，其形如球。他还知道地球的周长。

在《天方典礼》中，他又引述《天方舆地经》曰：“地为圆体如球，乃水、土而成。其土之现于水面而为地者，盖球面四分之一也。……又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距南北极等，为地经中线。”刘智进一步给出陆地与水分别占据地球表面面积的比例。至于赤道，刘智译为“地经中线”。

上述《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所反映的并不是刘智本人的创见。刘智在《天方典礼》就明言他引述的一部称为《天方舆地经》的记载。查考刘智的两部著作，可发现刘智共列出参考书目80余种，其中属穆斯林地理著作的有如下几种：

《查米尔·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之第27种，应为阿拉伯文Jami’al-Bilad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全集”。刘智意译为《天下方域》。其中“查米尔”（Jami’），意为“集、汇集”；“必剌地”（al-Bilad），意为“地区、方域”。

《海亚土·额噶林》，名见《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28、43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Hay’at Aqalim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形象”。其中“海亚土”（Hay’at），此言“形象、形状、天文学”；“额噶林”（Aqalim）为“国家、地区”（aqlim）之复数。刘智意译作《七洲形胜》。“七洲”，是以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学者对当时所了解的世界的区划，指东半球从赤道到北极间的地区，也即今非洲埃塞俄比亚以北地区和欧、亚大陆而言，阿拉伯人接受了这一学说。刘智在《天方性理》卷2中，具体地引述丁阿拉伯人所谓七洲的名称：阿而壁（阿拉伯）、法而西（波斯）、偶日巴（欧罗巴）、赤尼（中国）、细尔洋（叙利亚）、欣都斯唐（印度）和锁当（苏丹）。

《默拿集理·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8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nazil al-Bilad“诸国站途”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默拿集理”（Manazil），意为“站、停留处”；“必剌地”，意为“地区、方域”。刘智意译为《坤舆考略》。

《哲罕·打尼识》，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2种，应为波斯文书名Jahan Danish“世界之知识”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哲罕”（Jahan），意为“世界”，明《回回馆杂字·地理门》有“者哈恩”（Jahan），旁译“世”，即此字；“打尼识”（Danish），波斯语，此言“知识、学识”。刘智意译为《环宇述解》。这应是一部阿拉伯文著作的波斯文译本。

回回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对伊斯兰教起源地的地理特别注意。刘智《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8种《克尔白·拿默》，此名应为波斯文书名Ka’aba Nama“天方志”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克尔白”（Ka’aba），意为“天方、四方形建筑物”，又特指天房；“拿默”（Nama），此言“笔记”、“信”、“志”。刘智意译为《天房志》。此书与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引述的《天方舆地经》是否为同一部书尚有待研究。

刘智生活的时代虽然晚于郑和，他所使用的上述穆斯林地理著作，元、明两代应当已在回回学者中流传。元、明熟读波斯文、阿拉伯文地理的回回学者中的杰出者显然知道大地球形说，刘智不过是他们的继承者而已。

西亚穆斯林学者虽然接受了大地球形说，但西亚穆斯林诸国当时经济长期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使西亚穆斯林地理学界未能在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突破。郑和本人是穆斯林。其船队中亦有回回人充任通事等职，他在远航时理当对穆斯林地理学有所注意。但《郑和航海图》和其他针路一类书籍的发现，证明郑和船队在导航时所依据的主要仍是中国传统的海外地理学。

中国古代航海虽然发达，但中西海外地理观之间的根本差异，却决定了“地理大发现”这样的划时代的科学贡献却是由欧洲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