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锡兰山布施碑

郑和等率船队第二次出洋路过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曾对当地佛寺布施，并立有碑记。郑和立碑石之事，虽不见《明实录》提及，但明人严从简记载，“永乐七年（1409），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注：《殊域周咨录》卷9，“锡兰山”条，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312页。）虽未明确提及立碑之事，但足见明人知郑和布施之事。

郑和及其船队在15世纪上半叶横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几达三十年，但至今遗留海外直接事关其航行的文物却不多。今东南亚各国所有者无非一些纪念性建筑或与后人传说有关之物。据文献记载，郑和在远航途中曾于海外他处立碑，但今多数不知所终，存者仅有锡兰山碑。故此碑成为研究郑和海外活动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按国外学术界的说法，锡兰山碑乃由工程师托马林（H.F.Tomalin）先生于1911年发现于斯里兰卡南部港口伽勒（Galle）（注：伽勒位于今斯里兰卡南部之南方省（Southern Province），距该国最南端城市马塔拉（Matara）不远，位于该城以东约45公里处。从伽勒沿斯里兰卡西南海岸向北行约116公里，便达该国首都科伦坡（Colombo）。）的一个靠近克里帕路（Cripps Road）的一条管路（culvert）之中。（注：此碑发现经过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刊》（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A.S）第1914年号。据伯希和《郑和及其旅行补考》（“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Tcheng Houo et sures Voyages”，载《通报》，第3—4期，1935年），此碑文由Perera首次刊在Spolia Zeilanica上。沙畹（E.Chavannes）在1915年的《通报》上著文介绍此碑。见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载《郑和与海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在今日伽勒尚有一个市政行政区（Municipal ward）和一全次级邮政所（sub-post office），在僧伽罗语（Sinhal）中被称为Cheena Koratuwa，其意为“中国码头”。（注：参见索玛斯里·戴文德拉：《有关斯里兰卡阿拉伯字记录的新资料》，收于《斯里兰卡与海上丝路》（Somasiri Devendra，“New Light on Some Arabic Lithic Records in Sri Lanka，”in Sri La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eds.by Sendake Bandaranyake，Lorna Dewaraja，K.D.G.Wimalaratne，The Sri Lank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ESCO and the Central Cultural Fund，Colombo，1990），第217—219页。）

但实际上，在工程师托马林之前，此碑似已有中国人提及。据清王韬《漫游随录》记载，在他游历锡兰时，借当地土人导游，入一小寺，寺中有卧佛，并说“明永乐年间，太临监郑和曾赉法器、宝幡，布施寺中。……华人来此者，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俾国威远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迹矣”。（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轶；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已引述，见下册第88—89页。）王韬虽未直接提及此碑，但他在描述自己参观当地一所卧佛寺时突然提到郑和布施之事，证明他曾亲见此碑。他还提到，在郑和以后，曾不断有华人来此地参观，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此碑历数百年，一直未为人遗忘，当地人不但知道，且不断引领来访华人参观。清黄遵宪在其《人境庐诗草》中一首《锡兰岛卧佛》诗中亦提及郑和。（注：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页89。）足见直至他出洋至锡兰时，尚知郑和当时就在此寺中或此寺附近立碑。

20世纪上半叶向达先生在伦敦搜求资料时，见此碑拓片。（注：《文哲季刊》第4卷所收王古鲁译《郑和西征考》录有此碑汉字碑文。兹据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原载《福建文化》，第5卷，第26期，1937年11月；此文收于《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见第153页注17。）冯承钧先生在校注《星槎胜览》时曾提及其文。1959年向达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其校注之《西洋番国志》时，“第一次根据拓本著录”锡兰山碑汉文铭文。向达先生刊布上述铭文后，国内学者首次了解郑和此次在锡兰出使时的活动细节。但向先生未严格按原碑逐行刊布碑文，且未提及此碑乃以汉、波斯与泰米尔（Tamil）三种文字刻成，是为憾事。此碑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笔者参加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曾于1990冬造访该博物馆，并亲见此碑。当时虽然拍照存留，但未能制作拓片，无法直接使用。此后国内多人曾访问该馆，国内各种出版社中亦数度刊出此碑照片，惜均未附有拓片。是故国内学界至今未能见碑文全貌。

笔者参加海上丝路考察时，曾获帕拉纳维塔纳（S.Paranavitana）1933年发表的论文（注：帕拉纳维塔纳：《伽勒三种文字石板上的泰米尔文铭文》，载《锡兰碑铭》（S.Paranavitana，“The Tamil Inscription on the Galle trilinugal Slab，”in Epigraphia Zeylanica，vol.3，No.36，1933，pp.331-341）。兹据上引索玛斯里·戴文德拉著《有关斯里兰卡阿拉伯字记录的新资料》。），其中有关于此碑的描述（详后）。有关此碑汉文碑文最新的研究是德国学者依法·纳格勒长篇论文《出自伽勒的三种文字石碑上的汉文铭文之再研究》，载于氏著《古代鲁哈纳——斯里兰卡—德国考古队在南方省的工作》。（注：Eva Nagel，“The Chinese Inscription in the Trilingual Slabstone from Galle Reconsidered，”Ancient Ruhuna：Sri Lanka-German Archeological Project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Vol.I，ed.H.-J.Weisshaar，H.Roth&W.Wijeyapala，Verlag Phillp von Zabern，Mainz am Rhein，2001，pp.385-467.此文承德国慕尼黑大学普塔克教授赐知，并由研究生陆烨代为复制，谨志谢意。）文中包括了此碑发现史，形制描述，碑文释读，前人释读，包括拜克毫斯（Backhouse）、山本达郎（Yama Moto）及向达，汉文碑文的校正文本，背景研究，包括中古时斯里兰卡的碑铭、明初中国的碑铭及各种附录材料。

依法·纳格勒在其论文的碑文释读一章中，公布了该碑的汉文部分的照片，但其清晰度欠佳。其文中的附录一，逐行比对了拜克毫斯、山本达郎与向达的录文，使我们有机会了解此碑文的基本情况。今以据依法·纳格勒公布的资料，逐行全文登录向达教授录文（录文前的阿拉伯数字为原碑行数），在此基础上，凡其他二氏释读有重要差异者，据依法·纳格勒提供的资料在脚注中说明：

1.大明

2.皇帝遗太监郑和、王贵通（注：拜克毫斯读为“王清濂”。）等昭告于